灵异 --- 关于袁崇焕的
天启六年五月朔日，明朝京都北京城西南区域发生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大爆炸。这场大爆炸的威力惊人，无数房屋被摧毁，死伤人数超过两万。其奇异之处在于，至今仍然无法准确解释其成因。与此世界的其他角落也曾发生过类似的神秘事件，如古印度的“死丘事件”和俄罗斯的“通古斯大爆炸”，它们并称为世界三大自然之谜。
这场爆炸的奇异现象层出不穷。石驸马街上的重达五千斤的石狮子被炸飞到顺成门外，树木则被吹到了遥远的密云。有人在路上对熟人拱手拜揖，脑袋却离奇飞出，而对面的人却安然无恙。在一所学堂内，先生和三十多名学童瞬间消失，不见踪影。一乘女轿经过承恩寺街时，巨震后只剩下残破的轿子，轿夫和女子均不见了。更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死者还是伤者，他们的衣物鞋帽都不翼而飞，只留下了赤身裸体的尸体。而那些消失的衣服，有的被发现在西山，有的甚至在昌平校场上被找到，堆积成山。关于这场大爆炸的原因，人们众说纷纭，无法达成共识。地震、陨石、龙卷风、爆炸等说法都有其合理性，但都无法完全解释这场大爆炸的真正成因。至今，它仍然是一个待解的谜团。
在《徐霞客山河异志》这部小说中，包公的形象被描绘为杀坏蛋最多的人。他手中的尚方铡刀令人闻风丧胆，“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的存在更是增加了他的威严。真实的包青天并非可以随意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人。北宋中期以后，死刑案件必须经过提刑司的详细复核才能执行，州级衙门并无终审权。也就是说，包公若真的当场铡了陈世美，他自己也将面临生命的危险。历史上确实存在类似包青天铡陈世美的戏剧场面，实际上的者是袁崇焕，被杀的是毛文龙。然而这起事件背后隐藏着严重的违法行为。袁崇焕没有权利斩杀毛文龙，他唯一能依靠的尚方宝剑也并非无所不能。明朝明确规定尚方宝剑的使用范围和权限，并非可以随意滥杀无辜的利器。毛文龙的职位和身份远超出袁崇焕可以任意斩杀的范围，他拥有的尚方宝剑更是使他身份显赫，相当于钦差大臣。因此袁崇焕斩杀毛文龙的行为相当于造反。在明朝的法律制度中，即使是罪大恶极的犯人，也必须在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后才能执行死刑。袁崇焕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法律的界限，可以说他在违法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即使毛文龙按法律确实该杀，根据大明律的“八议”制度，他也无法被处死。这一制度成为皇亲国戚、功贤故旧、贵族官僚等人的护身符，使他们能够享受“议、请、减、当、免”的特权。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行为相当于权势超越了皇帝，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岳飞父子与毛文龙的命运引人深思。岳飞父子经过有司的讯问和审批程序，而毛文龙却未走完这一流程，这其中的冤屈，真是没有最冤，只有更冤。
尽管后来有许多人为毛文龙喊冤，但从法理上，他的之路几乎走不通。袁崇焕以胡扯一通罪名就处决了毛文龙，整个过程既未经过有司穷治，也没有相关部门的调查。官方既未剥夺毛文龙的官职，也没有宣布具体的罪名。既然没有定罪，又何来一说？
袁崇焕处决毛文龙后，崇祯皇帝只是简单地重复了袁崇焕的罪名，并未深入调查。在崇祯皇帝的回复中，虽有所安慰，鼓励袁崇焕继续“五年平辽”，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事已了结。从大明律法的角度看，明王朝若没有通过刑部对毛文龙案件进行定论，袁崇焕处决毛文龙只能算是中止，而非结案。
为毛文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官方记录上，无冤可鸣，无反可平。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案并未终止，其严重的违法行为为自己带来了千刀万剐的惩罚。不到一年，袁崇焕因杀毛文龙而遭受凌迟处死，其罪名众多。
比较袁崇焕与明代其他高官的处决，不难发现，不经过有司调查与审判，直接处决四品以上高官的行为，在袁崇焕之前极为罕见，或许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干过。例如朱元璋时期，朱亮祖因得罪皇帝而被处死。朱亮祖曾是一位开国名将，因个人骄狂与误解，最终走上了与皇帝对抗的道路，尽管其一度压制住了贪腐恶霸，但最终未能逃脱命运的制裁。
尽管如此，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不能忽视法律的威严。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无论是岳飞父子、毛文龙还是朱亮祖，他们的故事都警示我们：权力与地位不能成为逃避法律制裁的庇护所。历史的教训深刻而长远，值得我们深思。在洪武十三年那个令人心悸的日子，朱亮祖与儿子朱暹被带到了朱元璋面前。不曾废话，朱元璋亲自动手，皮鞭如雨点般落下。侍卫们得到默许，纷纷加入，最终导致了朱亮祖父子在痛苦中离世。此事件令人震惊，而朱元璋对于恶行的零容忍态度，更是让人胆寒。
对于朱亮祖，虽因有功得以保全遗体，但他的罪行严重到连皮都被剥下，悬挂在闹市以儆效尤。而袁崇焕的遭遇更为惨烈，他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处决了明朝的高官，其罪名之大，堪称造反。他被凌迟处死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
深入分析崇祯皇帝的性格，我们可以明白袁崇焕的遭遇其实并不冤枉。崇祯皇帝是一位志向远大、追求完美、极其认真的人。他有着崇高的理想，希望将明朝治理得井井有条，甚至希望自己的功绩能超越祖先朱元璋。他的梦想是成为尧舜禹汤那样的人，因此他对自己的要求极高，做事追求完美。
在崇祯末年，明朝已是风雨飘摇。崇祯皇帝在面对国家危机时，坚持勤政，昼夜不息地工作，以期扭转乾坤。他严格要求自己，生活朴素，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这样一位皇帝，对于任何违背他理想的人和事，都会毫不犹豫地严惩。
袁崇焕的凌迟处死，不仅仅是因为他擅自处决高官，更是因为他的行为触怒了崇祯皇帝。在崇祯皇帝看来，袁崇焕的行为是对他追求完美、追求理想的背叛。无论袁崇焕的罪名是否冤枉，崇祯皇帝都会对其进行严厉的惩罚。
朱元璋与崇祯皇帝对于邪恶和背叛的零容忍态度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行为和性格都体现了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以及对理想和追求的执着。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崇焕的遭遇虽然令人扼腕，但也反映了忠诚与背叛的界限在权力游戏中的重要性。崇祯皇帝在治国理政方面极为认真，严谨到了让大臣们胆颤心惊的程度。大学士陈演说，在崇祯皇帝面前，每一句话都需要深思熟虑，稍有差池，便会惊惶失措。这种严谨的态度并非特定时刻的作秀，而是贯穿了他十七年的执政生涯。
以韩一良的故事为例，便可见一斑。韩一良被誉为大明“清官第一”，在魏忠贤权势滔天之际，他坚守清廉，一分一毫也不阿谀奉承。直到崇祯皇帝上位，整顿朝纲，韩一良以清廉之名被提拔为户部给事中。
当韩一良刚被提拔，便赶上了崇祯皇帝的反腐倡廉行动。他上疏《劝廉惩贪疏》，言辞犀利，直指时弊。他提出，官员们无不爱钱，升迁、买官、社交无一不需要金钱。他用自己的例子说明，即使是七品芝麻官，也能收到数百银两的贿赂。他建议崇祯皇帝先打击那些高级官员中的贪腐行为，以震慑百官。
崇祯皇帝收到奏折后十分重视，让大臣们学习讨论，并深入研究如何推进反腐倡廉。在吏部组织的研讨会上，崇祯皇帝不仅严厉批评了吏治的不力，强调选拔干部必须与反腐相结合，还破格提拔韩一良为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部长助理。
随后，崇祯帝欲以韩一良为突破口，打响反腐第一炮，让他指出谁给了他贿赂的五百两银子。韩一良却陷入了两难境地。他指出贿赂者，不仅可能引发人头落地的危险，还可能引发整个官僚系统的反抗，使他无法立足。他无法说出是谁给了他银子。
这让崇祯皇帝大为震怒，不仅未能提拔韩一良，还革去了他的职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崇祯皇帝的认真甚至到了较真的地步，任何模糊和敷衍都无法蒙混过关。也揭示了王朝末年的腐败问题，这是整个系统的必然结果。
谈及崇祯皇帝的性格，他有着复兴大明的理想，以尧舜禹汤为标准的人。在对待袁崇焕的判决上，无论是罪名还是程序都必然是完美的。袁崇焕被判后的凌迟处决得到了朝臣们的认可说明判决是公平公正公开的。至于袁崇焕为何冒险杀掉毛文龙背后涉及到复杂的战略决策和时间压力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和研究。总之崇祯皇帝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不容欺骗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袁崇焕上奏，强调五年内需要户部转运军饷、工部供应器械、吏部用人以及兵部调兵选将的全方位配合，才能实现辽地的平定。崇祯帝慨然应允，全权交给袁崇焕处理。
袁崇焕的话语权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他要求收回王之臣、满桂的尚方宝剑，并加封太子太保，大权独揽。这样的权力，甚至超过了唐代的节度使安禄山。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尤其是京畿地区的军队调动和辽饷的调配，都由他决定。他提出的议和策略，成为了朝廷的主要方针。
崇祯帝的信任让袁崇焕感到压力巨大。他知道明王朝的现状并不乐观，要实现五年平辽的目标并不容易。崇祯帝的坚定支持让他看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于是，他开始着手实施他的策略。
为了推动议和，袁崇焕与内阁辅臣钱龙锡等共同谋划，免去了主战的兵部尚书王在晋的职务，换上了他的好友王洽。这一决策引起了毛文龙的强烈反对。毛文龙上奏表示决不能与后金议和。这让袁崇焕感到必须采取行动，以维护自己的地位。
在这个过程中，后金物资短缺的问题凸显出来。皇太极领导的后金发生了物资短缺危机。袁崇焕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利用后金的危机来推动议和。这也让毛文龙看到了危机。皇太极要求议和的前提是杀掉毛文龙，这让袁崇焕面临巨大的压力。为了逼毛文龙就范，袁崇焕甚至断绝了东江的粮饷长达八个月之久，导致东江镇军民饿死无数。毛文龙深感绝望，写信给妻子永诀。
最终，袁崇焕决定动手杀掉毛文龙。除了皇太极的要求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后金的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明朝的统治秩序和安全保障能力。明王朝的财富成为了后金的攻击目标之一，这对于整个明王朝的安危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必将导致整个国家的灭亡因此为了拯救整个国家他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以解决当下局势虽然有人将努尔哈赤描述得如战神一般但在后金入关之前他们本质上就是一个强盗集团缺乏统治大地区的行政能力也无法靠内部生产来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袁崇焕明白他需要和皇太极议和以确保明王朝的安宁但这必须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铲除一切可能导致国家崩溃的隐患为此他不得不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意识到铲除毛文龙是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只有将毛文龙解决才能确保宁锦防线不被破坏从而确保整个国家的安全因此他果断地采取了行动虽然这引发了一些争议和质疑但最终历史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他为明王朝的安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推动了历史的进程让人们在历史的进程中看到了希望和曙光但也面临巨大风险和挑战因为劫掠京畿地区与劫掠辽东不同它涉及到更多更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像毛文龙这样的异见人士他需要处理好这些问题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并避免历史的重演这一任务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但也正是这样的挑战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让人们看到了英雄的身影在历史的舞台上熠熠生辉袁崇焕面临的，是一支由毛文龙统领的至少三万人的军队，这是经过袁崇焕亲自统计的实打实的人数，此外还有数十万的难民，作为后备力量，人数众多。面对京畿地区、需要大量兵力的后金军队，毛文龙的军队无疑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一旦其发动攻击，辽阳、沈阳等地都可能遭受威胁。
袁崇焕的智谋，体现在他如何处置毛文龙的东江镇军队上。他首先取得了崇祯皇帝的许可，掌握了东江镇的控制权，随后停止了对东江镇的粮饷供应。他下令渤海各港口禁止与东江镇的任何船只交易，彻底切断了东江镇的物资来源。在这种经济封锁下，东江镇开始面临严重的困境。
皇太极趁机发兵猛攻东江镇，使得东江镇的形势愈发严峻。崇祯二年，东江镇在辽南、辽东的领土几乎全部丧失。毛文龙无奈下令东江军撤向海外，放弃了除旅顺外的大部分陆地领土。随着袁崇焕的持续封锁，东江镇的经济状况恶化，连毛文龙亲兵的口粮都降到了每月三斗的境地。
朝鲜官员看到了东江镇的全面败退，街头的东江官兵饿毙的现象屡见不鲜。毛文龙在压力下终于坚持不住，下令东江军撤出朝鲜。这是自天启元年毛文龙率二百士兵反攻辽东以来，东江镇第一次正式放弃辽东的大部分土地。
袁崇焕不仅通过经济手段打击东江镇，还采取了杀掉毛文龙这一关键人物的方式来打击其士气。东江镇仍有近三万的战兵，对后金构成威胁。袁崇焕采取了进一步行动，肢解东江镇。他将东江镇的兵力一分为四，互相之间没有统属关系，这使得东江镇失去了对清军的作战能力，陷入了内斗之中。
袁崇焕的这一系列行动不仅展示了他的军事智慧，也展现了他的政治手腕。他巧妙地控制了粮饷的供给，让东江军无法形成骚扰清军的力量。虽然袁崇焕答应为东江军提供粮饷，但实际上这些粮饷并没有真正到达东江军手中。袁崇焕的这一手段让人不禁怀疑他在粮饷中吃了回扣。袁崇焕通过一系列策略手段成功遏制了东江镇的势力发展，确保了后方的安全。从崇祯二年九月到十一月，东江镇陷入了断粮的困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崇祯三年二月，孙承宗上报饥荒后，粮食供应才得以恢复。这一期间，恰逢皇太极攻打大明首都的征程在崇祯二年十月启动。东江镇的全面断粮，与己巳之变的爆发，究竟是否为巧合？显然，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战略布局。
这一切，与袁崇焕的精心设计密不可分。当毛文龙在世时，他如同楔子一般，使得后金倍感压力。袁崇焕的巧妙实施策略，使得东江军的作用逐渐消失，后金得以放心大胆地进入明朝的京畿地区，甚至山东。为了揭示袁崇焕对东江镇的损害程度，我们来详细解读孙承宗给崇祯帝的汇报。
枢辅孙承宗疏奏中提到，河东一镇即东江镇，其兵民多为投降明朝的异族人。去年袁崇焕整顿军队，定员二万八千，后又改为一万八千。粮饷久已匮乏，各岛屿的士兵和民众缺粮的情况日益严重。长山岛一营的粮食仅可支撑至今年二月。面对如此困境，孙承宗感叹：难道我们要眼睁睁看着这些人为饥饿所困？他们未经明的淘汰，已经历了漫长的时日。之前袁崇焕和现在的登州官员都试图购买粮食以解困局，然而效果甚微。只有皮岛还能与鲜人交易勉强支撑，其他各岛距离遥远，难以得到援助。每个岛屿的屯种收成有限，民众数量是士兵的两倍，即使按照士兵的口粮标准分配也难以满足需求，更何况士兵的粮食已经断绝。
皇上体恤百姓，不愿让任何一个民众失所。面对已经陷入绝境、自发归正的民众，我们不能让他们化为饿死鬼。这些民众因为辽东法律严厉，再投降则必死无疑，所以虽然遭受饥饿仍犹豫不决。如果我们不趁机诱降他们，一旦他们沦落为敌人就会杀死我们数万赤子；如果我们使用他们则会增强敌人的仇恨。如今辽东一带已经沦陷的无数地带就是最好的教训如果我们不保护已经归顺的人生命他们如何能够坚定想要归顺的信念呢？因此孙承宗请求朝廷立即催促未发的粮食尽快派发以救助这些濒临饿死的民众并追究延误的责任。对于折色银两应按照既定的制度发放给河东地区民众的生命至关重要乱局不可长久持续唯有皇上垂慈急念才能挽救这个局面。
随着蒙古各部纷纷倒戈，后金政权不战而获大片领土，并且结盟了数万勇士。最为关键的是，后金政权终于与蓟镇接壤，这使得喜峰口等战略要地暴露在其威胁之下，大明首都的大门已然敞开。当皇太极率领大军进攻明朝京畿地区时，史书记载，来自蒙古喀喇沁部落的勇士，因曾受明王朝赏识，熟悉路径，成为后金进兵的向导。
曾经与明王朝并肩作战的漠南蒙古，在袁崇焕的谋划下，如今却成为后金的得力助手。为了助力后金，袁崇焕采取了三大策略。
他通过向蒙古出售粮食，解决了后金的粮草问题。当时，皇太极面临无粮的困境，漠南蒙古因大旱而民不聊生。袁崇焕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机会，通过卖粮给蒙古，为后金提供急需的粮草。
袁崇焕通过运作，使后金获得了明军的军粮。当崇祯二年塞外发生大饥荒时，蒙古各部纷纷要求大明开放边市购买粮食。袁崇焕利用这一机会，不仅向崇祯皇帝请求巨额银两，还借口军饷不足，下令将宁远军粮卖给后金军，这一行动并未向朝廷报告。尽管后来崇祯皇帝严禁卖粮给后金，但袁崇焕依然抗旨不遵。
明帝国的西部也处于危难之中。陕西省连年干旱，百姓生活极度艰难，饥荒导致人吃人现象的发生。与此河南也遭受大饥，百姓纷纷吃土石以求生存。崇祯皇帝却极力搜刮民脂民膏，将这些粮食运往宁远，再由袁崇焕转卖给后金军。这种大规模的粮食贸易导致辽东都司府的储备枯竭。
第三步，袁崇焕通过调动兵力，为皇太极进攻大明首都提供了便利条件。为了讨好蒙古人，防止他们与后金勾结，袁崇焕不惜削弱蓟镇的防守力量。他开市卖粮给蒙古人，甚至淘汰关宁军中的老弱兵卒，以节省口粮接济蒙古人（同时也是接济后金人）。这一行动导致关宁驻兵减少，防守压力增大。为了弥补这一缺口，袁崇焕从关内抽调兵力到辽东镇，并停止蓟镇的粮饷供给辽镇。这一举措使得蓟门一带的防守变得薄弱，为后金的进攻提供了可乘之机。
最终，在袁崇焕的助力下，皇太极带着通过贸易获得的粮食，成功杀向大明首都。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袁崇焕的决策与行动对后金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的策略不仅解决了后金的粮草问题，还通过调动兵力、削弱蓟镇防守，为皇太极进攻大明首都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明朝与后金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袁崇焕对皇太极成功攻破蓟镇的谋略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他选择了视而不见。在崇祯二年六月，当毛文龙去世后，皇太极立即出兵大明，袁崇焕却没有向朝廷汇报此事。皇太极在喀喇沁蒙古的协助下，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制造木船，储备粮食。而后金大军从辽阳出发，数万的蒙古部落参与，袁崇焕依然保持沉默，对这一切似乎并不在意。
当后金大军开始向大明首都进军时，袁崇焕的沉默似乎变得极为诡异。明军似乎并未察觉到这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迹象，直到后金大军开始进攻龙井关时，明军仍然没有丝毫察觉。尽管有诸多不利因素，皇太极仍然成功完成了对蓟镇的奇袭。
皇太极选择的攻击地点是喜峰口，而后金军在突破边墙后，迅速向遵化和三屯营两个重要军事地点推进。在这个过程中，袁崇焕似乎预见到了清军的动作，他带领关宁军主力赶到山海关，同时命令赵率教带领骑兵驰援遵化。赵率教的四千骑兵在奔袭过程中遭遇了清军伏击，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是因为赵率教并非袁崇焕的直系部下，可能对皇太极进攻大明首都构成威胁，因此被袁崇焕引至清军包围圈中。
在赵率教战死之后，清军迅速南下逼近大明首都。在袁崇焕接手防御指挥权之前，孙承宗的策略是先将清军堵在蓟门之外，然而随着袁崇焕的介入，明军的防线开始崩溃。袁崇焕将原本坚守蓟门的蓟辽总理刘策调离至密云，而后又调离通河的昌镇总兵尤世威至昌平。这一系列的调动似乎与皇太极的指令如出一辙，让明军陷入了被动。
刘策因未能阻止清军进攻而被判斩立决，他悲痛地表示即使手持袁崇焕的手令也无法避免这一命运。这一系列事件暴露出袁崇焕对皇太极的进攻计划了如指掌，他的沉默和策略性调动似乎与皇太极的战术紧密相关。袁崇焕的行为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和争议，他的决策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意图和策略？这一切似乎都指向了一个更大的阴谋和更深层次的较量。在这个紧张的时期，皇太极与大明首都之间，只剩下了袁崇焕率领的关宁军作为屏障。就在袁崇焕让崇祯皇帝无需担忧蓟门防线之时，清军却悄无声息地渡过了天险蓟门，深入大明腹地。
蓟门，这个战略要地的通道虽然只有三里宽，但平坦之地可供战马和手推车通行。袁崇焕的两万关宁铁骑，如果移师城外，则每个空间只能容纳二十人。在袁崇焕到来之前，刘策的真定军曾成功阻挡清军于蓟东。清军却在关宁军的注视下悄无声息地穿越蓟门。关宁军未曾警觉，烽火报警亦未能及时传达。
事后，袁崇焕的心腹程直本和周文郁为其辩护。程直本称，关宁铁骑一直与后金军对峙达五个时辰，期间后金大军得以“潜越”蓟西。周文郁则说，清军使用障眼法，派出二百骑兵与关宁铁骑对峙，而主力部队则趁机穿越蓟门。
皇太极完成了一次军事奇迹，带着所有装备和大批物资，成功穿越了重兵防守的蓟门天险。袁崇焕在蓟州拦截失败后，并未选择追击后金军，而是直接前往大明首都。不久后，清军也出现在了大明首都城下。
这一系列事件令人难以置信，仿佛大明首都防御战的总指挥并非崇祯皇帝而是皇太极。从让赵率教进入后金包围圈，到调离后金与大明之间的所有明军，再到让后金军潜越蓟门天险，每一项决策都对后金最为有利。满桂的疑虑——袁崇焕欲射杀他——似乎并非空穴来风。在当时，满桂的存在让后金的军事实力在大明首都地区显得不那么强大，给崇祯皇帝的压力也相对较小。
祖大寿在袁崇焕被抓后的反应也引人深思。他的迅速逃离似乎暗示了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一切是否证明己巳之变是袁崇焕与皇太极共同策划的阴谋？
袁崇焕被抓后，外界对其与关宁军的关系以及祖大寿的反应产生了诸多猜测。祖大寿的逃离行为似乎表明他知道事件的真相，知道这一切都是袁崇焕和皇太极预谋好的。他害怕袁崇焕扛不住压力而交代一切，所以赶紧跑路。但袁崇焕是个聪明且精明的人，他懂得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选择沉默，既保护了自己，也让他的同伴能够照顾他的后人。
事实上，袁崇焕不交代事件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并没有叛国。皇太极能够编织出离间计，将袁崇焕塑造成抗金名将的形象。这一切都在百度上可以查到。
那么，袁崇焕为何要带兵进入大明首都呢？原因在于崇祯皇帝的倔强。当清军已经打到家门口时，他并不像宋徽宗和宋钦宗那样轻易议和，而是坚持抵抗。这让袁崇焕感到无奈，于是他要求进入大明首都，希望以关宁铁骑进行兵谏，让崇祯皇帝明白现实。原本这是袁崇焕为崇祯设定的五年平辽计划，但由于崇祯的较真变成了袁崇焕肩上的紧箍咒。为了摘下这个紧箍咒，袁崇焕先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的要求，而崇祯皇帝竟然全部答应。
接着，袁崇焕采取了第二个策略，并非与后金议和，而是逼崇祯皇帝与后金签订城下之盟。他明白按照明王朝的传统和对待后金的态度，崇祯皇帝绝不可能轻易与后金议和。于是，为了制造意外，让后金军进入大明的京畿地区，袁崇焕策划了一系列行动：杀毛文龙、削弱蓟镇兵力、向后金卖粮、让后金军潜越蓟门等。这一切都是为了逼崇祯皇帝做出与后金的城下之盟的选择。这一系列计划，似乎融合了皇太极与袁崇焕的智谋，然而深入分析袁崇焕的所作所为，却让人质疑其能力。
那些将袁崇焕视作英雄的人，往往以其身为明王朝顶级高官的事实为依据，质疑其投降后金的动机。袁崇焕的志向并非汉奸，他更想成为像张邦昌那样的人物。
袁崇焕几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只差一步之遥。据记载，当后金军队兵临城下时，崇祯皇帝惊恐万分，几乎要步宋徽宗后尘选择南逃。这种说法源于对己巳之变的解释，来自权威的百度百科。
如果当时的崇祯皇帝及其大臣们意志稍有动摇，袁崇焕便可能成为救世主。然而实际上，袁崇焕在没有皇帝许可、未经过司法程序的情况下，私自处决了毛文龙，这一行为已经证明了他的失误。
如果袁崇焕有充足的理由处决毛文龙，他为何不走程序？为何不在向崇祯报告、揭发毛文龙的罪行后，让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对此，有几个可能的解释。
袁崇焕可能缺乏自信，他编造的罪名不足以治毛文龙之罪。袁崇焕可能与皇太极合作，时间上来不及。在皇太极计划出兵的当年（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已经面临解决毛文龙问题的紧迫时间。除非有确凿的叛变投敌证据，否则无法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正常程序处决毛文龙。杀毛文龙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这也是袁崇焕冒险的真正原因。
一条关键的证据显示，己巳之变是袁崇焕与皇太极合作完成的。在袁崇焕被捕后，后金军队放弃了攻击大明首都，转而攻占通州、迁安、遵化、滦州等地，然后回老家。这一时期，明王朝在大明首都地区的兵力最为薄弱。皇太极在此时并未趁机攻打大明首都，这说明他原本就没有这个计划。他之所以围攻大明首都，完全是为了配合袁崇焕的议和建议，给崇祯施加压力，逼迫其签订城下之盟。
关于袁崇焕的九条罪名，是否属实？我们逐一剖析。“付托不效，专恃欺隐”。崇祯皇帝信任袁崇焕，赋予其极大的权力和期望，期望其五年内平定辽东。袁崇焕的承诺并未实现，反而让后金军队打到京城下。这显然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以市米则资盗”。明朝禁止与后金通商，而后金长期缺粮。袁崇焕在市米过程中可能资助了盗匪，这一点也无可辩驳。
袁崇焕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的智谋与决策，既有英明之处也有失误之时。在历史的洪流中，他的角色复杂而多面，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理解。在皇太极筹划侵袭明王朝京畿地区的战略之际，面临的巨大难题便是缺粮。在这场即将爆发的己巳之变前，袁崇焕做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决定。他私自开启了高台堡边市，将急需的物资，尤其是粮食，出售给了蒙古喀喇沁部。而喀喇沁部在崇祯元年已投靠后金，他们购买物资的行为，实际上为后金的进攻提供了便利。袁崇焕的这一举动，虽然暂时缓解了军粮短缺的问题，但却为之后的战事埋下了隐患。
此时的东江镇，因为袁崇焕的决策，毛文龙的军队陷入了困境，军心涣散，无力作战。“以市米则资盗”的罪名，无疑扣在了袁崇焕的头上。
接下来，袁崇焕被指控与后金私下议和，并以此作为条件要求斩杀毛文龙。这一罪名中，“谋款”指的是私下议和，而“斩帅”则是真真切切地杀了毛文龙。毛文龙身为左都督、平辽总兵官，拥有尚方宝剑的身份，其地位可想而知。袁崇焕即便要处置，也轮不到他擅自斩帅。这种行为与秦桧杀害岳飞无异，其性质和后果极其严重。
在己巳之变中，袁崇焕的操作更是让人费解。他在后金军进攻时，纵敌长驱直入，自己的军队却按兵不动。当后金军逼近京城时，他统领的援军却在城外徘徊，未能及时发动攻击。他还允许后金军进入城内，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明朝的法律和规定。这些举动，无疑加剧了明王朝的危机。
袁崇焕带着喇嘛的行为也让人不解。作为明军的统帅，他携带后金信仰的喇嘛，其意图难以捉摸。尤其是在他勤王的过程中，轻装前进却秘密携带喇嘛，似乎给人一种他倾向于后金的错觉。
这些罪名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历史依据。袁崇焕被捕后无言以对，这些罪名无疑是导致他命运的关键。尽管袁崇焕可能并非汉奸，但他的所作所为确实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可以说他确实难逃一死。他的决策和行动，对明朝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