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最北京图书馆(天堂图书馆，是一个活着的

博尔赫斯曾言：“天堂的模样应是图书馆。”这位身为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作家，若生前踏足东莞，必定会铭记伦明与莫伯骥的名字，将他们镌刻在天堂的石碑上。他会在天堂的建筑蓝图上，精心描绘一座巍峨的图书馆——“五十万卷楼”与“续书楼”。在这梦幻般的天堂图书馆中，摆放着伦明倾尽毕生心血的《四库全书》续本。

博尔赫斯笔下的天堂图书馆，宛如仙境，难以用言语描绘。我想象中的“五十万卷楼”与“续书楼”，是构建这座图书馆不可或缺的基石和支柱。

一

伦明诞生之时，《四库全书》如国宝般珍藏在皇宫的文渊阁。在南海岸一个名为望牛墩的乡村，一个名叫伦明的孩子呱呱坠地。他的出生并未引起外界的过多关注，仿佛命运之神并未在他身上留下过多的痕迹。我们从他的家族文化传承以及后来的字号中，可以窥见他与书籍的不解之缘。

伦明，字哲如、哲儒等，这些充满书香气息的字号，展现了他与文化的深厚联系。在《横沥伦氏族谱》中，我们发现了伦文叙的名字，一个曾在民间传说中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他集中了少数民族阿凡提和汉族解缙的智慧，成为传奇式的存在。他的故事被演绎成神话，扎根在人们的心中。

真正的伦明并非传说中的神话人物。他是一位真正的读书人，一位在文人才子的笔下回归真实自我的民间鬼才。明朝朱国桢的《涌幢小品》记录了他的生平事迹。伦明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入县庠、补廪生、拜师康有为、乡试中举、任职广西知县、就读京师大学堂等经历丰富多样。他的最大梦想是为《四库全书》续书。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渔夫桑提亚哥钓到的大马林鱼，伦明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他实现梦想过程中的漫长准备。后来的读者只看到了那条大鱼和海上的历险，却忽视了那些平淡的准备过程。

如果说《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的文化伟业，那么伦明续书《四库全书》则是一介书生的最大梦想。平民伦明与乾隆皇帝之间，通过伟大的汉字，搭建了一座长桥。这颗梦想的种子在伦明的心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

伦明十一岁时随父亲居住在江西崇仁，便开始了他的读书和藏书生涯。他曾开列书单，托人解饷到省会买书。因购书丰富和广泛涉猎，折服了父亲。此后，教书、藏书、续书《四库全书》成了伦明生活的重心。罗志欢先生在《伦明评传》中描述了这一过程，而冼玉清教授则为伦明藏书的时间做出了大致的界定。

二

《四库全书》，是一个国家的文脉，也是一个读书人的命运。只有在盛世之中，才有帝王会想起用无数汉字排列组合的巨书。乾隆皇帝的伟大设想源于朱筠的一封奏折。朱筠建议各省搜集前朝刻本、抄本，以追溯源头，窥探天地之奥秘。这一设想最终成就了《四库全书》，也成为了伦明一生的追求和目标。

伦明的一生，与《四库全书》紧密相连。他的搜书、藏书、续书的经历，展现了一个读书人的坚持和执着。他的梦想和目标，是站在盛世之巅，为国家的文脉续上一笔。他的故事，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文化的传承。帝王之喜，源自安徽学政的奏折

安徽学政的朱筠之笔，曾令乾隆皇帝眼中闪过一丝喜悦。这份喜悦并非因战乱或领土扩张，而是源于一种深层次的满足——汉字的满足。当纸页上的文字展现出帝王的抱负时，盛世繁荣便在其中。就如同一部《永乐大典》，明朝成祖皇帝的智慧与远见，通过这部大典得以流传后世。《永乐大典》的遗憾与损失，也令乾隆皇帝深感焦虑。

历史的脚步来到乾隆时代，这是一个超越前代的盛世。在这个时代，丰富的物质基础和文化的积累使得一项超级文化工程成为可能——《四库全书》应运而生。这是继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的又一伟大壮举，是对历代学术文化成果的一次全面总结。而这个工程的启动，并没有盛大的庆典仪式，更像是一场静悄悄的、深思熟虑的文化革命。

在安静的环境中，文字的仪式悄然开始。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二月，历经十年的努力，第一部《四库全书》完成缮写。此后，更多的书籍陆续完成，最终构成了这部史无前例的文化巨著。而这部书的编纂，离不开那些闪耀在中国文化夜空中的大学者——戴震、纪晓岚等人，他们的名字与这部书紧密相连，共同铸就了中国文化的辉煌。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只有学者们的智慧和努力，才能将汉字堆码成一座书籍的珠穆朗玛峰。当这部巨著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时，其壮观令人震撼。文渊阁中，金丝楠木的书架上整齐码放着的是书盒，每一册书都钤有“文渊阁宝”和“乾隆御览之宝”的印章，这是乾隆皇帝对这部巨著的厚爱之证。

这部书包括了经、史、子、集四大类别，收入了3461种、79309卷图书，这些图书中有许多早已绝版、失传的珍品。共装订成36300册，6752函，字数达到九亿多字。这样的规模令人叹为观止。每当我想象文渊阁中的景象，都会感叹于乾隆皇帝的远见和决心。他的自信和满足，都在这部书的每一页中得以体现。

《四库全书》的巨大影响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退。尽管伦明出生在光绪四年（1878年），无法亲眼目睹这部巨著首次排列在文渊阁中的壮丽场景，但他的出生地——东莞莞城附近的小镇望牛墩与他未来的使命紧密相连。《四库全书》的续编使命在伦明身上得以延续至今。每一个翻开这部巨著的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辉煌和伟大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传承与对话让后人为之赞叹不已并为之骄傲不已。伦明：一个致力于续修《四库全书》的藏书家

书籍，是世界上最神奇的魔法师。当它隐身时，小到如同一个人的巴掌，可以安静地躺在读书人的指间。一旦展开，它便如铁扇公主的芭蕉扇，能为人带来知识的风，展现大千世界、宇宙洪荒的壮丽景色。

二十年后，我在东莞市中心广场无意中看到伦明的青铜像，才深刻认识到这位从望牛墩乡间走出来的先贤。伦明身穿长衫，眯着眼睛，看似平凡的外表下，却隐藏着对书籍的无限热爱和追求。

伦明的藏书之路，最早源于他父亲的收藏。伦明的父亲伦常是个与书有缘的人，他的善诗工书和与同乡名士的交往，都为伦明树立了榜样。特别是在他十岁随父亲迁居崇仁县衙斋时，父亲的藏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书籍不仅丰富了伦明的心灵，也为他日后续修《四库全书》的志向奠定了基础。

伦明的书斋命名为“续书楼”，暗含了他终生的抱负和志向。这个名字不仅体现了《四库全书》的体量，更展现了一个读书人的伟大抱负。对于伦明而言，藏书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拥有，而是为了续修《四库全书》，为了完善补充作为国家文化工程的巨书。

与其他藏书家不同，伦明的藏书目的非常明确和独特。他认为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并不完备，尤其是清代部分更是疏漏。他指出此书的三大缺点，并决心续修。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和决心，他将家中藏书处命名为“续书楼”。

虽然伦明的藏书数量无法与一些大家相比，如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或刘承干的嘉业堂六十万卷，但他对清人诗文集的搜集收藏却尤为重要。他的藏书轨迹和光阴年轮留下了黄脆的资料，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伦明的人生履历并不像战争那样惊险和曲折。作为藏书家，他的生平只是从广东至北京之间的一条漫长直线，每个节点都与读书、访书、买书、卖书、抄书、校书、藏书、编书紧密相关。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十五岁的伦明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开始了他的藏书之旅。他住在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从陈伯陶那里借到了一本《四库全书略注》，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下来。此后，他北上来到北京，带来他多年收藏的精善书籍，那些书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还远赴上海等地访书，用书籍延续着生命。从1917年开始，伦明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职业与身份也为他的藏书事业增添了新的篇章。

伦明是一个以搜藏书籍续修《四库全书》为人生目标的读书人。他的人生虽然并不惊险曲折，但每一步都与书籍紧密相连。他的藏书楼“续书楼”的独特命名，彰显了他对书籍的热爱和对文化的追求。他的续修《四库全书》的志向，更是展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的使命感。《四库全书》：乾隆皇帝的传世瑰宝与文明的守护

自书籍诞生的那一刻起，每一本书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文明的载体。《四库全书》更是如此，它承载着乾隆皇帝的殷切期望与梦想，如同他生命的一部分，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受到了精心的呵护。

书籍，如同皇帝的华服，需以精美的外衣来保护内部的文字与思想。《四库全书》便是如此，它集结了环衬、护封、腰封等元素，每一种都是为了守护书籍的完整与美丽。而函套，则是书籍保护的一种高级形式，宛如房屋一般，为贵重的书籍提供温暖的庇护。

在故宫的宏大迷宫中，文渊阁便是《四库全书》的巨大函套。它不仅是乾隆皇帝的私家图书馆，更是他对文明与知识的热爱与尊重的象征。每一块砖瓦，每一页文字，都承载着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历史的沧桑。

《四库全书》并非一帆风顺。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导致了一场浩劫。这支队伍在北京所向无敌，对于古老的帝国和它的子民施以暴行。在这场劫掠中，《四库全书》也难逃厄运。侵略者将宫廷、王府以及民间的藏书楼视为宝库，大量掠夺。圆明园文源阁中的《四库全书》也难逃厄运，许多书籍被劫走或散落民间。这场浩劫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乾隆皇帝在九泉之下也难以安息。然而幸运的是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仍有一些地方藏放了《四库全书》。五处宝阁如文津、文溯等成为文明的守护者让乾隆皇帝的梦想得以延续。然而文明的毁灭之痛仍然让人心痛不已。伦明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亲历了这一切在文字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踽踽独行的脚步记录了文明的凋零与重生。当诸旧家纷纷衰败子弟不再潜心学业时伦明却在北京海王村续书四库守护文明。这一切不仅为伦明的购书藏书提供了清晰的背景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思考。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更应该珍惜每一本书每一个字每一个文明传承的载体共同守护人类的智慧与文明。在繁华的都市之中，隐藏着一段关于书籍和执着的传奇故事。海王村，这个如今已被“琉璃厂”取而代之的名字，却曾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厚的墨迹。

我曾多次踏足琉璃厂的土地，却从未将其与那些古老的街道和书店与《四库全书》联系在一起。伦明的足迹，却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的每一次疯狂搜书，都是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文化的执着追求。

从辽金时代开始，海王村就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到了元朝，这里更是成为了烧制琉璃瓦的中心。明朝时期，由于宫殿修建的需要，琉璃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不仅成为了朝廷工部的重要工厂之一，还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聚集于此。这里逐渐成为了北京城里最早的大型图书古玩市场，海王村与琉璃厂的缘分也因此得以延续。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朝廷开馆修纂《四库全书》的时候，海王村虽然地名日渐淡薄，但琉璃厂却因为古董玩物古籍图书而声名日隆。这里不仅成为了《四库全书》的滥觞之地，更成为了一群学富五车的鸿儒耆宿切磋学问的圣地。他们为了考证典故，经常来到琉璃厂访书购书，这里的书店也因此成为了《四库全书》的第二个编纂处。

伦明，这位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教授，对书籍的热爱超越常人。他的一生，都在续书修书的道路上孜孜不倦。为了购置图书，他不惜四处搜求，甚至借债、押物也在所不惜。他总是在大小书摊之间穿梭，凡是有用的残篇小册、断简零书，无不收纳。他的执着和迂腐，甚至被书商和大小数百家书铺伙计打趣地称为“破伦”。

“破”字背后，是伦明对书籍的深深热爱和对文化的敬畏。他的每一本书，都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换来的。他自述家境并不富裕，又无职支撑，但他的爱书之心却超越了物质的需求。为了购书，他甚至变卖家当，动用妻子妆奁。面对妻子的怨言，他写诗自嘲，表达了对书籍的深深眷恋。

伦明对书的热爱与感情，令许多藏书家自叹不如。他用诗记录自己的爱书境界：“我生寡嗜好，聚书成痼疾。佳椠如佳人，一见爱欲夺。”他对书籍的热爱和执着追求，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中，更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

一日，伦明听说琉璃厂晋华书局新近购进一批图书，便立刻跑去寻找。当他得知自己久访未得的《倚声集》在这批图书中时，便决定购买。当他赶到书店时被告知书已经被送往某宅了。伦明焦急万分，赶紧乘人力车追赶。他吩咐车夫抄近路、快跑，最终在半路成功拦截了送书的伙计，得到了自己心爱的书籍。

除了琉璃厂，隆福寺也是伦明的常客。这个坐落在北京东四北大街西的繁华之地，最盛时曾有旧书铺四五十家。伦明曾在这里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故事。他的房屋里堆满了书籍，成为了书籍的家。他对续书的执着和热情，使他成为了真正的文化传人。他在寻找和收藏书籍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和执着精神令人感动和敬佩。。在他的努力下许多珍贵的古籍得以保存流传至今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后人我们应该铭记伦明的贡献和学习他对文化的热爱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在古老的东莞城中，藏书家伦明将他那珍贵的四千多箱藏书寄放在破旧的烂缦胡同旧东莞会馆。这些数以百万计的藏书堆积如山，他雇了一个叫李书梦的人专门看管和晒书。在这座城中，有一个名为续书楼的神秘之地，只有了解伦明的人才能领悟它所承载的抱负与雄心。

有一年，散文家祝勇来到东莞讲学，他深深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浓郁文化气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以“文渊阁”命名的酒店包厢里，被那庄重的镏金木牌吸引，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两个字所承载的不仅是重量，更是学者对商人轻视和对续书楼主人对文化滥用的愤怒与不满。当祝勇先生的声音响起，我的脸孔在羞愧中逐渐泛红。

伦明的家乡已经失去了对文化的敬畏之心，“文渊阁”这个名词在商人的眼中只剩下铜臭味。在东莞的文渊阁餐厅里，我们用餐时都感到有些索然无味。我们知道，文渊阁不仅仅是一个餐厅的场所，它是三万六千多册古书和近十亿字的文化泰山，任何美食都无法与之匹敌。

回想起乾隆皇帝的智慧，我们后人无法想象他的眼光。他知道帝王的陵寝再宏大也无法容纳《四库全书》的图书馆，因此他为这本书陆续建造了多个阁楼。从文渊阁到文澜阁，这些阁楼不仅是《四库全书》的安放之地，更是乾隆皇帝为后世安排的文化布局。在辽阔的帝国土地上，这些阁楼南北分布，成为了《四库全书》的福地。

历史的进程并非如乾隆皇帝所愿。七座藏书阁在短短八十年的时间里毁灭了四座。战火和硝烟让江浙三阁遭受了灭顶之灾，那些曾经繁盛的图书馆在烈火中化为灰烬。伦明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无法亲眼目睹这些藏书阁的辉煌与毁灭，只能用他的锥心之痛面对这场文化的浩劫。

伦明用他微薄之力修补着中国这部千疮百孔的大书，为东莞挽回了一点颜面。每当想起散文家祝勇那句“大胆”的棒喝时，都会想起他对文化的坚定和对伦明的敬意。东莞的伦明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用一生的时间修补文化，是东莞的幸运与骄傲。他的努力不仅是对文化的尊重和保护，更是对历史的传承和延续。他的事迹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更加珍视和尊重文化，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而努力。作为一个户籍上的东莞人，尽管我对东莞的粤语方言仍然感到陌生，但我对文渊阁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怀有深深的敬意。每当有人走进文渊阁，看到门楣上的那块镏金木牌，都会想起伦明和《四库全书》。这块牌子闪耀着文化的光芒，照亮那些被遗忘的心灵。

追溯历史，我们无从知晓伦明从何时开始立下续书四库的宏大愿望。从他的藏书选择中，我们可以推断他的人生轨迹，感知他与《四库全书》之间的不解之缘。不同于其他藏书家，伦明的藏书目标明确，那就是为了续修《四库全书》。他对《四库》的缺陷有着深刻的认识，如其所收书范围之狭窄、内容之错误、未收书种类之繁多等。他主张对《四库全书》进行增补、重校、续修，并将续修作为最重要的任务。

自民国十三年（1924年）起，伦明立志续修库书，将自己的室名定为“续书楼”。这并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他将一生的时光和全部家财投入到这项浩大的工程中，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道路。他深知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艰巨任务，但他仍然坚定地前行。

伦明从独特的视角读出了《四库全书》这部巨著的缺陷。这部被乾隆皇帝钦定的国家文化工程，是古代中国的一张璀璨名片。伦明看到了国家文化脸上的瑕疵——《四库全书》并不完备，尤其在清代更为疏漏。他详细列举了其中的问题，如缮校不精、版本问题、忌讳过多导致的遗书未出等。

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倡议续书之后，《四库全书》的续修问题不断得到响应和附和。许多读书人像文渊阁的文人一样，将续修《四库全书》视为拯救中华文化典籍的重任。他们历尽艰辛，像大海捞针一样搜集《四库全书》遗漏的著作。伦明是这一大潮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声音最为洪亮，且付诸实践的行动最为坚决。

伦明在辞去了北京大学教席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四库全书》的续修中。他从国粹兴亡的高度，清楚地阐述续修四库的重要性。他的努力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还具体规划了如何编订书目、如何搜集和保存书籍等细节问题。例如，他特别强调了经部书籍的收录情况，指出了除四库所录外，还有多少种经部书籍未被收录。他的这些努力和付出，都是为了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瑰宝。

伦明是续修《四库全书》这一伟大事业的关键人物。他的声音最洪亮，他的行动最坚决。他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精髓。他的故事和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和传承。伦明，一位对文化怀有深深热爱的学者，他的生命轨迹与《四库全书》紧密相连。在四库修书完成之后，他发现仍有许多书籍未被收录。这些珍贵的书籍，或存于旧本，或以抄本的形式存在。他知道，必须竭尽全力去寻找这些遗漏的珍宝，因为它们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国粹的象征。

伦明深知个人力量有限，于是他寻求公权的帮助，希望借此推动续修四库的大业。陈垣的辞职使他的计划化为泡影。但伦明并未放弃，他的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生藏书，只为四库。他的理想从未被现实的困境所粉碎。就像愚公移山，他决心续书《四库全书》，哪怕前路充满挫折。

通学斋，是伦明为实现梦想而开设的书肆，也是他与书籍共进退的舞台。在这里，他破釜沉舟，将全部藏书从粤地运往北京，离乡背井，举家北上。每一块通学斋的招牌上的木纹，都记录着伦明为续修四库付出的努力与坚持。

伦明对书籍的珍视超乎常人。在辛亥革命时期，书籍贬值，乱世如焚。他毫不犹豫地借钱购买流浪的古籍，视书籍如生命。当面临逃难的抉择时，他坚决不弃书籍，誓与书籍共存亡。这一经历充分展现了伦明对书籍的深沉热爱与坚定守护。

通学斋不仅是伦明搜集和管理藏书的地方，更是他修补、续修《四库全书》的重要场所。伦明懂得书籍的价值，也懂得用人之道。他聘请了懂书、精通版本目录的魏先生和孙殿起等人，共同致力于续书大业。孙殿起与通学斋的缘分，实际上是人与书、人与人的缘分。他们的合作展现了人与书的深厚情感与人之间的真挚友谊。

伦明与孙殿起的交情深厚，两人相互砥砺，在古籍版本、目录学等方面互相切磋。他们的合作不仅推动了续修四库的工作，也展现了文化人对文化的热爱与坚守。遗憾的是，《四库全书》的续修工作因各种原因未能完成，但伦明的努力与坚持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感人的故事。

伦明是一位对文化怀有深深热爱的学者，他的生命与《四库全书》紧密相连。他的故事展现了文化人的坚守与努力，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书籍的价值与意义。虽然通学斋已不复存在，但伦明的精神与情怀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孙殿起加盟通学斋，伦明如虎添翼。伦明的藏书数量如同江河汇聚，急剧增加。众多珍稀典籍，如单行、初印、罕传之本，以及名家批校之稿，纷纷投奔这位明主。金毓黻曾用诗句赞美伦明收藏和流传典籍的功绩，周叔弢也认同孙殿起为伦明搜集了大量书籍。而伦明自己则坦承，他储藏的书籍，大半得益于孙殿起的辛劳。

孙殿起，一个值得尊敬的书斋经营人，他的付出无愧于“不负重托”的赞誉。他遍游大江南北，不辞辛劳地搜寻珍贵古籍。文献记载，他多次离京访书，足迹遍布江、浙、鲁、豫、皖、粤等省以及天津、上海等地。他先后访得大量古籍，其中不乏粤人的旧物以及名家的珍稀罕见之本。雷梦水在《琉璃厂书肆四记·通学斋条》中称赞他擅长版本鉴定，对书籍的出处、版本、内容了如指掌。在孙殿起的努力下，通学斋繁荣发展，书肆全盛时期，每年收售书籍一到两万部，营业额可观，店中伙计也增至十余人。

《百年琉璃厂》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孙殿起与书的故事。有一次，他在西小市偶然发现一本极为罕见的明末朱一是所撰的《为可堂初集》，但可惜的是只有部分卷数，其余部分不知去向。他次日再去寻找，终于找到了缺失的前七卷。正当他以为可以拥有这部珍贵的古籍时，却发现它已被卖给另一个人。孙殿起毫不犹豫，追查之下，终于将这部古籍追回。这仅仅是他在漫长访书路上的一段小插曲，他的努力和执着为通学斋带来了无数珍贵的藏书。

伦明访书的足迹同样构成了一条漫长的路线，上海、天津、开封等地都是他寻找古籍的地点。访书之路充满艰辛，伦明曾以诗句表达这种艰辛和自我感叹。他在《续书楼藏书记》中分享了他的访书经验，揭示了藏书的不易和藏书的秘诀。在这个照相、复印盛行的时代，抄书这种手工劳作已经几近绝迹，但在过去，它却是《四库全书》编纂的重要一环。伦明常年雇佣抄工，亲手抄录珍贵书籍，这种对文化的执着和热爱令人敬佩。

通学斋的开办让伦明的藏书不断丰富，也让他看到了续编《四库全书》的希望。伦明的藏书得到了许多同行的赞誉和认可。一位历史学家在看到伦明的藏书时，惊叹不已，称赞他性好搜罗秘籍，所得孤本不少。而孙殿起对伦明藏书的回忆则是最可靠的说明。他说伦明拥有数百万卷书籍，书房难以容纳。

在一个网络兴起、实体书店日渐式微的时代，我们无法得知通学斋的经营之道。但在《百年琉璃厂》一书中，我们看到了邃雅斋收购线装古籍的特殊方式。他们以木牌为版，印刷广告，四处张贴，广而告之。这种灵活机动的广告方式使他们能够走遍广大地区，收集流散在民间的珍本古籍。

伦明的故乡望牛墩与《四库全书》紧密相连。在那里，我读到伦明写于二十世纪初叶的一首诗。这首诗描绘了伦明对古书的热爱和勤奋搜寻的情景。对于后辈写作者来说，古人的名字往往隐藏着丰富的故事和背景。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和探索，解锁这些名字的神秘面纱。

孙殿起和伦明的故事以及他们对古籍的热爱和付出令人感动。他们的事迹展示了文化传承的不易和对知识的尊重。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铭记他们的故事，继续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这位与伦明一箭之隔的麻涌人，以“五十万卷楼”主人的身份，在民国的广东藏书家中独占鳌头，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令人钦佩。

苏精先生在《近代藏书三十家》一书中，生动地描绘了东莞麻涌人莫天一（即莫伯骥）的藏书生涯。近代广东的藏书风气极为浓厚，各具特色，而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以其庞大的藏书量令人瞩目。

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广东特别是东莞地区的读书风气盛行。伦明与莫伯骥，这两位地域相连、口音一致的藏书家，从小一同在家乡读书攻举业，后又同居广州城。虽然1917年后，伦明迁居北京，两人的联系暂时中断，但书籍成为了他们交往的媒介。八年之后，伦明在《广东七十二行商报》上重新与莫伯骥联系上，通过书信往来不断。

胡适先生为莫伯骥的书跋封面题签，展现了两位大藏书家深厚的友谊。莫伯骥的藏书之丰，与他经营报业的事业密切相关。他的经商之道，使他具备了收藏图书的条件。与此相反，伦明收藏图书的目的在于续修《四库全书》，因此在数量上无法与莫伯骥匹敌。

1925年，莫伯骥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当年，久未通信的老友伦明突然来信商讨拯救中国典籍的事宜。这令莫伯骥深受触动，决定回归学界，潜心于版本目录之学。从此，这对老友重新开始往来，并成为了近代中国两大著名的东莞籍藏书家。

在当代出版业繁荣的背景下，人们往往忽视了图书收藏的真实价值。与之不同，伦明和莫伯骥那个时代的图书收藏是一项巨大的精神劳动，对收藏者的眼光、知识、动机以及经济实力都有极高的要求。伦明为了购买珍贵的古籍椠本，常常节衣缩食、变卖家当。

莫伯骥的藏书之路同样充满艰辛。他不仅对图书的珍贵程度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了得到珍稀图书不惜一切代价。他得知孔广陶的图书流散到天津后，立刻赶往北方，花费万金将其赎回。莫伯骥的名声远扬，各路书商一旦发现珍稀图书便会立即通知他。例如，当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聊城杨氏海源阁遭受匪劫后，《孙可之集》成为莫伯骥的珍藏之宝。

莫伯骥的藏书从“福功书堂”扩充为“五十万卷楼”，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更是质量的大幅提升。其中善本包括宋刻、元刻、明刻等多种版本。他花费20余万巨资从全国各地搜集珍贵图书，被后人誉为“莫先生藏书之富甲于西南”。

古代的藏书人不仅是读书人，也是著书人。莫伯骥身后留下了《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和《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七册，为后人研究他的藏书之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被后人铭记。《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在东莞晒书会上大放异彩，其光芒盖过了当地所有书肆图书馆的风头。如今，七册朴素的线装旧书在旧书网上被标以五万元的高价。

莫伯骥与五十万卷楼，似乎只在老一辈读书人和古籍的记忆中留有痕迹。水乡麻涌的喧嚣早已将莫伯骥的旧迹洗去。我设想，麻涌的图书馆若能摆脱千人一面的建筑模式，融入五十万卷楼的一丝影子，必将使汗牛充栋的图书焕发新生。

我曾惊叹于豪华办公室中的空心图书与大班台椅的壮观景象，然而这些浮华之物却与书籍的真正价值相去甚远。那些没有文字的大书让我回想起伦明和莫伯骥的时代。在那续书楼和五十万卷楼的发源地，书籍已蜕化为虚荣的门面。

《四库全书》的重量不仅仅在于其纸张和页数，更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千年文化与智慧。纪晓岚、戴震、于敏中等名震天下的学者虽已名声留于青史，但后世读者往往忽视了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抄写者，他们的字迹虽已消失在漫长的岁月中，却成就了乾隆时代的标准字体。

李炳球，这位翻阅过《四库全书》的唯一健在的东莞人，他的描述让我看到了这部巨著的真容。在甘肃兰州文溯阁的地下书库里，他戴着白色手套小心翼翼地翻阅着，让我仿佛穿越到了那个震撼人心的时代。从他精彩的描述中，我看到了用四种颜色的纸张和统一字体抄写的《四库全书》，那种特殊的书香和浩瀚的阵势让我深深震撼。

从兰州的难忘记忆中走出，我们回到了望牛墩的续书楼，感受到了伦明的藏书之志。他恪守古训，只有识书懂书的人才能进入他的书房。陈垣、谢国桢等著述家才是续书楼的座上宾。古代文献的传播全靠手写抄录，即使有了雕版印刷后，一些珍贵的文献仍靠手抄流传。伦明续修四库的决心和力度可见一斑。

后人已无法想象《四库全书》抄写时的盛景。乾隆皇帝选拔的抄写者们，他们的字迹如出一辙，让我惊叹不已。那些工整、端正、印刷一般的字体字号，是如何在馆阁体的规范下统一听从号令的？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印刷的进步让后人忘记了抄写的难度，电脑时代让我们见证了一批丑陋的“书法家”。在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只要拿起毛笔就被奉为大师。那些自我吹嘘的书法家们，恐怕无法想象《四库全书》抄写者的艺术水平和谨慎态度，更不知道时光在他们笔尖流过时沉淀下来的风骨。每个抄写者都严格遵守乾隆皇帝的圣旨，每天限制抄写1000字，这是无人敢于超越的书法戒条。

乾隆皇帝深知文化不能急于求成的道理，四库全书馆制定的《功过处分条例》按章办事、奖惩分明。每一个写在宣纸上的文字都经过严格的检查，最后到达皇帝手中时，才算是完成了这一慢工细活的文化瑰宝。这一切的努力和沉淀都在岁月的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四库全书》的诞生背景是在乾隆时代，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时代。为了完成这部宏大的图书集成，3826位馆阁体书法家被聘请，他们的报酬是每人每天2钱5分银子。有人估算，若以每部《四库全书》的10亿字计算，完成一部书的抄写需要花费25万两白银。在乾隆大帝的气度与乾隆盛世的财力支持下，不仅无需担心因抄写速度过快而增加酬劳，也不怕因财力不足而拖欠先完成任务者的报酬。要确保《四库全书》的准确、精致和质量，严格的限速是关键。

历经漫长的15年时光，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3826位抄写者共抄录了7部《四库全书》，约70亿个汉字。这些字迹优美、笔体整齐的作品，以一种恒河沙数的壮观景象让人惊叹。伦明续修《四库全书》的雄心壮志超越了个人之力，他聘请的3名抄写人员仅是众多抄写者中的一小部分。

续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伦明从未考虑过回头。在东莞的宾馆里，面对“文渊阁”的镏金招牌，祝勇大声棒喝时，北京故宫的文渊阁是一个空旷的建筑。而珍贵的《四库全书》则带着乾隆皇帝的体温漂洋过海到了东莞。在甘肃兰州的文溯阁地库里，李炳球翻阅的《四库全书》静静回忆着过往的悲欢离合。

目前存世的《四库全书》仅剩下三部半，其中文溯阁藏本命运最为坎坷。该藏本所经历的波折超过了其他所有图书。每一个走进文溯阁的读书人都能感受到汉字的痛楚。文溯阁《四库全书》的苦难始于梦想称帝的袁世凯。为了增加登基大典的文化氛围，他下令将文溯阁中的《四库全书》运至北京故宫。但随着袁世凯的退位和死亡，这些宝贵的书籍被遗忘，几乎成为弃儿。

随后的灾难差点让《四库全书》流离失所。由于经济困难，王室曾欲以120万元的价格将文溯阁《四库全书》卖给日本。幸运的是，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及时发现并上书国民教育部反对这一行为。由于舆论压力，这些书籍才得以留在祖国。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原乡沈阳一直渴望其回归。经过张学良和东北学人的努力，最终决定归还这些书籍。沈阳以整修文溯阁作为迎接的隆重仪式。《四库全书》回归后仍然命运多舛，经历了多次转移和颠沛流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66年，基于战备需要，文溯阁《四库全书》被转移至甘肃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的妙因寺庙。之后几经辗转，最终在兰州北山九州台的藏书馆找到了安身之所。这座历史悠久的妙因寺庙如今只是甘肃省图书馆的战备书库，难以成为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永久之地。尽管如此，《四库全书》的艰难困苦和颠沛流离终于结束了。

这部伟大的图书集成并不是辽宁嫁出的闺女那样喜庆之事，而是历经磨难和曲折才得以保存至今的文化遗产。自文溯阁《四库全书》远走他乡后，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只留下了《文溯阁记》的碑文见证了这一历史记忆。辽宁的文化伤痕，历经风雨仍隐隐作痛，唯有让《四库全书》归返故土，方能抚慰这份伤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辽宁社会各界怀着强烈的归属感，不断向遥远的甘肃发出“书阁合璧”的呼声，期盼着“物归原主”的美好愿景。

被寄养的儿女，在远离家乡的岁月里，始终牵挂着骨肉亲情。此刻，文溯阁《四库全书》已经淡忘了曾经的战火，它的语言已经融入了这片土地，成为了正宗的兰州口音。甘肃方面则认为，作为镇省之宝，从文物的角度来看，它应当留在兰州。

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归宿问题，最终将由国家来决定。

伦明续书《四库全书》的伟大构想，虽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但其影响力依然深远。1925年，奉天省文化界人士曾向国民提议，索回寄放在故宫保和殿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并计划开设校印馆，进行影印、校雠和续修工作。这一盛大文化举措由杨宇霆发起，张学良任总裁，翟文选为副总裁，金梁为坐办。远在北方的伦明受到邀请，他的加入为这一宏伟大厦注入了活力。

伦明以其卓越的才华和影响力，为续修工作起草电文，通电全国，并以英文和德文向海外通告。他执笔的文字充满自信，表明《四库全书》即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历史总是充满了遗憾和挑战。尽管伦明等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四库全书》的续修工作仍面临诸多困难。家富珠璧、坊盛枣梨，古籍多有鱼亥之讹，校雠之学亟待精进。缩之至小、既非原书的设想也亟待商榷。在此基础上，伦明着手编成了《四库全书目录补编》，为续修的《四库全书》增加书目一万余种。随着1929年杨宇霆的被杀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续修计划被迫流产。伦明的失望和无奈返回北平的心情令人痛惜。

日本对《四库全书》的觊觎从未停止。他们不仅用小偷的手法盗窃，更用强盗的方式武力掠夺。日本在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时，指定用于“对华文化事业”，实则完全掌握了庚款的使用权。强盗的嘴脸是无法掩盖的，这些庚款只是杯水车薪，无法推动文化的车轮前进。日本侵略者深知文化和文明的价值，他们明白只有毁灭一个国家的文化才能真正征服人心。在侵华过程中，他们多次对中华文化的珍宝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等文化机构遭受了重创，南开大学更是成为首个被摧毁的目标。这些事件令人痛心疾首。张伯苓校长听闻这场斩草除根式的文化灭绝后昏倒，与蒋介石会面时更是老泪纵横、哽咽不止。这些场景令人深感悲痛与愤怒同时也提醒我们必须更加珍视和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记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安慰之语，透露出文化的重要性。南开大学的牺牲，昭示着有中国即有南开，文化的传承不可断绝。日本侵华，让中华文化的瑰宝遭受洗劫，无人能够幸免。

伦明，虽身在故乡东莞，心系北平珍贵的图书。他回到故乡扫墓，计划两个月后重返北平续书之梦。日侵华的炮火阻断了他北返的脚步。卢沟桥事变后，他滞留广州女儿家中，每日如度年关。他的心，始终牵挂着风雨飘摇的北京续书楼中的藏书。那些图书，是他生命的延续，是他呼吸的支撑。

伦明的一生，与续书楼紧密相连。他的藏书，如河边的沙滩，数量浩大，难以计量。叶恭绰、胡适、朱希祖等人，都曾目睹过伦明藏书的壮观景象。孙殿起先生的描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今，十三册《东莞伦氏续书楼藏书目录》成为上海图书馆的重要文物。但这只是冰山一角，专家考证，另有遗失的三册仍下落不明。

对于读书人而言，书籍就是他们的生命。战火中，陈寅恪丢失了珍贵的文稿和书籍，几乎昏厥过去。这种悲痛，击倒了一代学人。而杨宝霖先生作为东莞最有文化风骨的读书人，他的藏书之路更为艰辛。他低调搜集图书，范围主要在东莞历代著作和地方文史。他花费了一辈子的时间和家财，收藏了从南宋到清末的珍贵书籍。他的收藏品涵盖了经、史、子、集、丛各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花笺记》和《二荷花史》的搜集和珍藏。为了搜集这些珍贵书籍的复制品，他多次飞往欧洲等地寻找和复印。这些书籍是他对文化传承的执着追求的见证。

如今，“文渊阁”作为东莞的餐饮场所吸引着众多食客。但在这个喧嚣的商业环境中，“文渊阁”这个名字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仍然被一些读书人珍视着。他们不屑于商业的无孔不入，坚守着对文化的热爱和追求。在这个时代能够成为读书人的人很多但能够成为真正热爱文化、收藏书籍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杨先生正是东莞文化中的龙凤他就是那些坚守文化的人之一他的故事和精神激励着更多的人去热爱和传承中华文化。在杨先生归国后的研究中，他发现两部与东莞有着深厚渊源的明代古籍。这些书籍在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之前，已在东莞流传开来，彰显出东莞文化的深厚底蕴。

杨先生的寻书之旅，并非仅限于一次出国访书，而是贯穿其整个生涯的执着追求。在交通不便、通信落后的20世纪70年代，他身着素衣，脚穿胶鞋，肩挑书囊，以古代书生的姿态游走于陌生的异乡。他的形象深深打动了诸如唐圭璋、夏承焘、吕姮等学者和藏书家。正是他的不懈努力，让许多被时光遗忘的经典，如《词林纪事》《全芳备祖》《琴轩集》等存世孤本得以重见天日。

杨先生继承了夏承焘、唐圭璋等前辈学者的风范，朴实低调，不事张扬。他的一生，都在搜书、藏书、研究，而他的乡贤伦明，则将书籍视为生命，致力于续修四库全书。尽管杨先生知道续修四库并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但他明白在乡土之间亦能发掘宝藏。他与伦明虽隔半个多世纪，但他们的精神相通，心灵相印。

就东莞地方文献的研究而言，杨宝霖先生堪称一位杰出的访书人。他的身影，挑着书囊在异乡孤独行走，已成为永恒的影像。如今资讯发达，印刷业繁荣，东莞正积极出版《东莞历史文献丛书》，这是东莞有史以来最大最全的著作。该丛书借助多所图书馆和私家收藏的所有东莞文献，展现了东莞文化的丰富与深厚。

当这一消息传到杨宝霖先生耳中时，他喜忧参半。喜的是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东莞的喜事，是所有读书人的喜事；忧的是他用毕生心血搜集的文献资料将走出个人的书斋，成为天下读者的公器。但不久后，他的忧虑和失落烟消云散。他想起前辈伦明以及自己一生致力于搜集的数十万卷藏书，最终归公于社会，成为公共财产。私人藏书最终成为社会的公器，这可能是古籍最好的归宿。

《东莞历史文献丛书》的序言中称赞其为“研究东莞历史文化的仓库”，是东莞的文化家底和文明之根。从这个意义来说，《丛书》就像东莞的《四库全书》，而杨宝霖先生则是当代的伦明，为东莞历史文献研究付出了无数心血。

家乡的文化事件和出版的这些著作，九泉之下的伦明已经无法亲眼见证。但在东莞中心广场上的那尊青铜塑像见证了汉字的顽强生命力。那个将续修《四库全书》作为毕生追求的书生梦想不灭，薪火相传。东莞在出版了《东莞历史文献丛书》后，又推出了五卷本、共两百多万字的《伦明文集》，以纪念这位伟大的书生。

书籍与人的生命紧密相连后，便诞生了“书生”这一充满风骨与精神的名谓。伦明的一生与书籍紧密相连，使他成为时代书生的代表。他的故事和精神，激励着后来的书生们为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