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十大案件(美国近年来的大事件，为你揭
语言与真相的舞蹈
我们深知，他人是我们知识的宝库。知识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如同火炬传递一样照亮我们的世界。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独特之处，我们拥有一种超越动物界的知识传递方式——语言。这是我们独有的天赋，使我们能够超越感官的界限，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动物也有自己的沟通方式，它们通过各种各样的信号进行交流。一些动物甚至能学会使用符号。例如，经过训练的倭黑猩猩，它们能够掌握并使用符号，其能力堪比三岁小孩。这些黑猩猩能够谈论不在眼前的事物，表达新的想法（“烤棉花糖！”），甚至谈论感觉（“疼吗？”）。尽管在我们眼中，三岁小孩的语言技能看似平常，但在动物界中，这样的能力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那么，为什么猿类的语言能力无法超越三岁小孩的水平呢？这可能与他们和我们另一个关键的区别有关——我们人类拥有反思的能力。我们不仅能思考世界的事物，比如现在正在下雨，我们还能反思自己的思想（“我认为现在下雨”）和他人的思想（“他认为现在正在下雨”）。这种深刻的洞察力被称为“心智理论”。它是人类一切互动行为的基础，使我们能够理解他人，预测他人的行为。拥有心智理论，也意味着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对世界的信念和世界的实际状况可能并不一致。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欺骗他人。
这种能力并非天生具备，而是在大约三岁左右开始发展。在这个阶段，孩子们开始理解他人可能拥有不同的信念和观点。一项著名的实验表明，一个三岁的孩子可能无法明白别人可能拥有错误的信念。但是到了四岁，他们就能够理解这一点，开始学会合作，语言发展也迎来爆发。
关于动物是否拥有心智理论，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研究。一些证据表明，一些动物初步具备这种能力。例如，黑猩猩会跟随另一只黑猩猩的目光来寻找食物。他们似乎无法理解感知有可能是错误的。这引发了一个值得研究的假设：动物的语言能力有限，是否与他们无法理解事实和想法之间的差异有关？
这个假设很可能是正确的。要想熟练使用语言，我们需要理解语言是对世界的表达。我们可以说存在的事物存在（以是为是），也可以说不存在的事物存在（以不是为是，也就是撒谎）。基于语言的信号和自然信号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比如乌云是雨的信号，但我说“现在下雨”，这是一种关于下雨的言语信号，可能并不真实。语言是我们约定俗成的符号，可以表现世界，但也可以误导。不同的词可以用来表示同一件事（如“es regnet”“il pleut”等），一旦固定下来，词语就从环境中抽离出来，既可以表达真实也可以表达虚假。成年语言使用者明白这一点，这对他们如何使用语言有重要影响。
比尔·克林顿在丑闻中出洋相，当时他被揭露与年轻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有染。在被问及与莱温斯基之间的事情时，他巧妙地回应说，“我们之间是没什么的”。当此事走上法庭，克林顿的辩解引人深思。他是否说谎，取决于我们如何解读他的言辞。他与莱温斯基的外遇已经结束，因此他说“我们之间没什么的”，是指在那特定时刻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了结。这让人不禁想起人们对他的评价——“油嘴滑舌的威利”。他的言辞即便在字面意义上并非谎言，也显然带有误导的成分。政客们常常利用语言的巧妙来规避真相，比如在性丑闻、贿赂等难以查证的事情上。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政治中出现了一种新型谎言。这些谎言针对的是容易验证的事实，却做出了明显虚假的陈述。这不仅限于私事，而是在所有事情上都可能撒谎。哲学家称之为“赤裸裸的谎言”，并担忧其成为政治工具。特朗普频繁使用这种手法，据“政治事实网”统计，在2016年大选期间，他的言论中有70%是不真实的。自2017年上任以来，他所说的错误或误导性的话语更是数不胜数。
新闻界长时间犹豫该如何处理特朗普与真相之间的关系。他们翻阅参考书，试图定义谎言的本质。最终，他们意识到，仅仅因为一句话是假的，并不足以称之为谎言，还需要有欺骗的意图。要证明一个人的意图是困难的，因为意图是内在的心理状态。特朗普所说的一些话确实是假的，但证明他有意欺骗听众却很难。新闻界在描述特朗普的行为时变得谨慎，不说他撒谎，而只说他的陈述没有根据、未经证实。新闻界还担心，指出特朗普撒谎可能会疏远他的支持者。
哲学家普遍认为，谎言需要有欺骗的意图，即说者所说的话自己并不相信，却希望别人相信。这意味着只有具备相当高的认知能力的人才能说谎。小孩在成长过程中逐渐理解这一点，并开始学会说谎。他们最初以自己为中心，描述自己做了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开始学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这背后是不想让别人不高兴的心理。
即使不能直接了解他人的意图，我们有时也能识别出他们在说谎。特别是当他们得知真相的渠道却无法获得相关信息时，或者有充分理由知道实际情况却故意忽视时。有一种情况是，某人成功欺骗了自己，让自己相信虚假的事情。例如，特朗普在他的就职典礼上是否知道下雨了？他后来看电视时是否看到了周围的人都在打伞？有可能他说服了自己相信当时是晴天。了解特朗普的人声称他可能真的相信他在推特上的言论。因此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当特朗普看起来在说谎时，他实际上是在对自己说谎。
那么如何让别人相信我们认为是假的事呢？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使用断言这一语言工具。我们可以通过断言、命令、承诺、威胁和说服来达到这一目的。语言哲学家对语言的意义和通过说话可以完成的行为都充满兴趣。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在他的著作《如何以言行事》中深入探讨了言语行为的重要性。断言作为言语行为的一部分，对于传递知识和信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人们断言某件事情时，不仅是在传达自己的信念，更是在表明自己拥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事实。
对于那些企图欺骗他人的人来说，断言成为了一种工具，他们可以利用断言来传达自己并不真正相信或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信息，从而给他人留下他们知晓某些事情的印象。这场论争主要围绕谎言展开，即使没有根据的断言也对知识的传递构成了重大威胁。有些无根据的断言可能是正确的，而有些则可能是错误的，它们与彻底的谎言有所不同，但常常被人们形容为“扯淡”。
特朗普似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不仅倾向于说谎，还常常发表没有根据的断言。比如，他曾在大选后宣称奥巴马了他的家，这样的断言需要充分的证据支持，然而特朗普似乎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这种断言无疑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严重指控，但缺乏证据支持的断言可能会动摇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心。
除了无根据的断言，特朗普还常常使用暗示的方式，这也是哲学家所说的“隐涵”。当特朗普说“我趣怪网希望你能让这事就这么过了”时，他实际上是在暗示科米放弃对某个调查的追求，尽管他没有直接明说。这种暗示也是一种误导，尤其是在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的情况下。
特朗普的言论方式给语言哲学家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他在回忆录《交易的艺术》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如何利用人们的幻想夸大其词，发明了“真诚的夸张”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策略。在竞选期间，他的许多夸大其词的言论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对于在任的总统来说，这种策略并不总是有效。他的言论常常缺乏事实依据，导致许多人在他的领导下感到困惑和不安。
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一位特朗普的支持者分享了他对马克·戴斯博客的热爱。尽管戴斯宣扬的阴谋论并不值得信赖，但这名支持者却觉得阅读他的文章令人愉悦。“就像看一场冰球比赛，每个队伍都有自己的打手。看到我们的打手反击，真是令人满足。”这位支持者如此形容。
特朗普为何能逃避惩罚，说谎却不被抓包？这其中有几个原因。特朗普给人一种他自己都相信所说之话的感觉（有时确实如此）。面对质疑，他会微妙地与谎言保持距离，比如用“我只是在引用”或“不能从字面意思上理解”等言辞。为他投票的人欢迎这样的谎言，认为这有助于击败对手。他拥有一个完全支持他的庞大宣传机器，包括福克斯新闻和“布莱巴特新闻网”。媒体在对待特朗普的谎言上也没有起到积极作用，有时甚至帮助他把错误的言论包装成接近真理的东西。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罗伯特·赖克描述了一个模型，只需10步就能将特朗普的谎言转化为看似真实的信息。特朗普发表言论后，媒体报道专家说这些言论是假的。特朗普便攻击媒体不忠诚，然后在推特上说很多人认同他的观点。接着媒体开始描述这些言论为有争议的，报道说民意调查显示许多人相信特朗普。最终，特朗普的话成为了政治极化的反映，而非谎言。
不仅如此，特朗普的市场价值也很高。据估计，在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的表演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赚得了1亿美元。他是热门人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甚至表示，“这对美国可能不是件好事，但对CBS来说可是太好了。”
将特朗普完全定义为说谎者并不准确。美国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提出了说谎和扯淡之间的关键区别。说谎者关心真相，因为他们试图传达虚假信息；而扯淡的人对真相漠不关心，他们随口胡诌，不在乎所说内容是否有根据、是否一致。根据法兰克福的观点，如果一个人不得不发表关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的长篇大论，并要有说服力，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开始扯淡。这形容非常适用于特朗普，他在政策相关议题上经常发表自己并不了解的言论。他说话总是随心所欲，有时碰巧说对，有时则不对，但关键在于他所说的符合自己的议程。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开始扯淡呢？法兰克福认为，如果人们觉得生活在民主社会里需要对所有事情都有观点，至少对社会相关议题有想法，那么就会有人开始扯淡。这一观点很有趣，也与下一个问题有关：互联网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知识和对知识的看法？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轻易地避免接触可能挑战我们信念的信息源。如今实现确认偏误变得轻而易举。从仅有的几个电视频道和报纸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接触与我们信念相悖的信息，而现在我们可以轻易地将其排除在外。各种各样的新媒体平台蓬勃发展，让我们能够轻松看到各种信息。“我推测现在人们的错误信念比互联网兴起之前要多得多。”这一观察切中要害。在没有互联网和谷歌的时代，讨论如1994年世界杯阵容或亨利八世的几任妻子这样的话题可能需要花费整个晚上；而现在这种讨论在30秒内就可以结束。虽然这样的便利令人怀念旧时代，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互联网带来的生活便利。知识和信息获取方式的变革仍在继续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在充满信息爆炸的当下时代，回忆起自己20世纪80年代留学梦想的起步，需要翻遍厚重的书籍找寻美国大学的地址，如今只需轻点鼠标就能获取无数信息。然而到达美国后，对于瑞典的一切我几乎一无所知，仅有的了解来源于每周短暂的电话通话。
互联网是否真的让我们拥有了比过去更多的知识？这个问题似乎难以明确回答。现在的我们，对许多事物的了解无疑比以往要多，从遥远的角落到流行文化，都能轻松获取。与此我也观察到，现在人们的错误信念似乎比以往更多。
无知并非全是坏事，它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基于错误信息的信念，另一种则是纯粹的无知。知道罗马尼亚最高的山叫勃朗峰，这是一个基于错误信息的例子；而不知道这座山的名字则是纯粹的无知。错误的信念比无知更可怕，因为它可能扭曲我们的世界观并影响我们的行动。例如，关于气候变化、疫苗和犯罪率的错误信念可能导致我们忽视重要的环保措施、拒绝为孩子接种疫苗等。现在欧洲出现的麻疹流行，部分原因就在于人们对疫苗的错误认知。
近年来，“专家之死”成为热门话题。人们越来越厌烦专家的意见，更倾向于自己形成信念。这种现象与互联网的普及有关。信息获取的便捷让人们产生了专家的幻象，感觉自己可以理解事物的运作方式。从前，熟悉一个主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现在一分钟内就能获取几乎任何信息。这种快速获取信息的表象让人们感觉不再需要信任专家。政治科学学者汤姆·尼科尔斯在《专家之死》一书中提到，专家的专业知识经常遭到质疑和挑战，这种现象在社会各个领域都越来越普遍。
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一种认知偏差，心理学家称之为“邓宁-克效应”。这种效应表明，在我们对某件事不了解的情况下，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从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实验证明，这种认知扭曲存在于各个领域。例如，在逻辑测试中得分最低的学生却是最高估自己能力的。这种认知偏差加上网络获取信息的容易程度，导致了问题加深。我们很容易形成意见，但往往缺乏评估自己到底知道多少的能力，从而产生了对自己专业能力的误解。
互联网让我们能够快速获取信息，但大部分信息可能只是过目即忘。我们的认知系统并不是万能的，它有自己的界限。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网络信息，避免被错误的信念误导。近期，哲学家们开始热议一个名为“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的概念。它指的是我们用来解决问题、存储信息的工具也被嵌入到我们的认知系统中。让我们通过奥托和因加的例子来探讨这一理念。
因加知道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准确位置，而奥托则因记忆力衰退而需要借助笔记本。奥托依赖笔记本上的信息顺利到达博物馆，这个过程与因加依赖脑海中的记忆并无本质区别。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笔记本中的信息也是奥托信念的一部分呢？这是一个深入而有趣的哲学问题。当我们考虑现实生活中的智能手机这一因素时，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引人深思。智能手机提供的信息对行动的影响是否等同于大脑中的信息呢？是否可以把我们的一部分认知视为已外包给我们的智能手机呢？这一问题已在当代哲学界引发广泛争议。无论如何，我们不可否认的是，通过智能手机等现代工具获取的信息，与大脑中的信息一样，都能有效地指导我们的行动。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社交媒体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以脸书为例，这个平台从最初主要面向大学生分享私人内容，到如今已成为各种信息的集散地。脸书的角色也从单纯的社交工具转变为政治活动的有力工具。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获取注意力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这也为广告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让他们可以更有效地投放广告。随着内容的不断分享，内容本身的真实性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能被分享出去。这种现象不仅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过滤气泡”铺平了道路。
在社交媒体的世界里，存在多种过滤机制。其中，我们的社交网络扮演了重要角色。倾向于和背景相似的人交往导致我们的脸书好友通常与我们有相似的观点和政治倾向。这一现象与“派系偏误”密切相关。这意味着我们更愿意信任自己的群体而对其他群体产生不信任感。早些年，信息学与计算机科学教授菲利波·门采尔的实验就揭示了这一趋势。他的实验显示，大学生们更容易相信来自他们朋友链接的信息，甚至愿意交出他们的登录信息。如今这种现象愈发普遍，社交机器人甚至利用这一点传播假新闻并从中获利。脸书等平台已不再只是个人分享生活的场所，各种公司、政党、意识形态群体都在利用这些平台传播信息。这些平台上的信息经过精心设计，通过不同的社交网络传播出去，形成一个个的“过滤气泡”。
社交媒体的发展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我们对信息的态度，同时也引发了关于认知边界和真实性的深入讨论。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需要保持警惕并批判性地思考我们所接收到的信息，以避免被不真实的信息所蒙蔽。在这个时代，瑞典的政治类社交媒体页面出现了显著变化。为了吸引更多分享次数，这些页面以“支持彼得·斯普林加勒”（St? uppf?r Peter Springa）和“奥丁的士兵”（Soldiers of Odin）等为主题。这类页面的政治新闻越是极端化，其被分享的次数也就越多。根据Buzzfeed网站对政治页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倾向于右翼的页面发布的信息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虚假的或有误导性的。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社交媒体上，我们的朋友们在分享信息时也会根据我们已有的信念来筛选内容，一旦内容符合我们的观念，我们就更容易信任并再次分享。
技术也在系统地过滤信息，使得我们接触到的信息更加符合我们的想法。算法基于我们之前的网络行为为我们挑选信息，这也导致了我们更容易接触到片面的、极端化的信息。社交媒体的排序机制不仅考虑内容的吸引力或参与度，使得广告商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可能无法接触到挑战我们既有信念的信息。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新技术也为我们提供了获取知识的机会。当我们依赖社交媒体获取新闻时，我们获得的信息越来越个性化。一项研究发现，瑞典年轻人从社交媒体上获取的新闻已经超过了其他来源。在美国，三分之二的成年人拥有脸书账号，其中60%通过脸书获取政治新闻。尽管存在极化现象和虚假信息的传播，但对于知道如何分辨信息来源、有能力评估理论和论点合理性的人来说，互联网仍然是一座丰富的知识宝库。他们能够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虽然新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极化现象，但极化现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人们的选择和政治活动的复杂作用。“极化”这一概念需要谨慎对待，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人只是选择走向极端化方向而离开了中间立场，这并不等同于真正的两极分化。互联网对于善于分辨信息的人来说是一座金矿。我们需要提高信息鉴别能力，以便更好地利用互联网这一工具。互联网或许并非推动知识的民主化，反而对于已有知识的人更有利
在我们探讨互联网的利弊时，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是，互联网在知识的获取与传播上，可能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事实上，对于已经具备较高知识水平的人来说，互联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他们能从海量信息中迅速找到所需的知识，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研究。而对于知识相对匮乏的人来说，互联网则可能成为一个信息的迷宫，稍不注意就可能被误导。正如《圣经》所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懂得如何搜索的人，往往能从中获得关于几乎任何事物的可靠信息。
今天的研究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便捷。即便身处偏远地区，研究者也能轻易获取到国际上的研究论文，甚至能将自身的研究成果推广到国际舞台。以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哲学研究为例，那时的我在瑞典，想要跟上国际研究的步伐是极为困难的。虽然可以阅读纸质的期刊，但无法获知研究前沿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的最新动态。现在有了互联网，一切变得不同。我可以与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共同参与讨论，交换新发现，进行有效的评估，共同推动新的理论发展。尽管互联网充满了虚假信息，但我们也应看到其给研究带来的积极影响。
说到虚假信息，其种类众多，近年来更是引发了广泛关注。自2016年起，关于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假新闻成为了焦点。有些假新闻离谱至极，例如声称希拉里领导某个恋童团体，并在华盛顿的一家比萨餐厅隐藏受害儿童。这类新闻往往迎合政治极化，推送给我们的信息往往符合我们的政治观点，使得事实核查变得困难。
在瑞典，假新闻也发挥了关键的政治作用。2017年斯德哥尔摩的恐怖袭击事件后，大量的假新闻迅速传播。这些假新闻不仅加剧了人们的恐慌，还被人利用来实现政治目的。例如，瑞典书记分享了一条假推特，声称牧师原谅了袭击行为。实际上并无此事。假新闻被用来加剧政治极化，部分原因在于某些国家试图通过传播假新闻来强化极右翼民族主义的支持。瑞典因其在平等、女权、移民等方面的立场而成为了目标。假新闻试图制造一种假象，使得瑞典必须失败以满足某些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心理预期。
探寻虚假信息的源头与策略
虚假信息，就像一场无形的迷雾，试图混淆我们的思维，塑造或破坏我们的信念。而这种策略，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业游说活动中就已初露端倪。
当时，公司试图让人对“吸烟有害健康”这一科学结论产生怀疑。面对卫生当局的强烈宣传，他们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策略：让人对科学证据产生怀疑。布朗和威廉森公司的秘密备忘录揭示了这个策略的核心思想：动摇人们的信念比直接反驳更有效。
他们知道，否定吸烟有害的证据是困难的，于是他们选择散播怀疑的种子。他们声称，科学研究并未完全证明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此来动摇人们对吸烟危害的认识。这种策略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专家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那么普通人又有什么理由相信吸烟有害呢？
煤炭和石油业也迅速采用了这种策略。他们投入大量资金，借助查尔斯和戴维·科克兄弟的力量，支持那些反对全球变暖的组织。他们通过散布虚假陈述来引发公众对气候科学家观点的怀疑。他们深知，专家们的共识对于人们在科学问题上的立场至关重要。他们努力让人们相信，气候科学家在气候变化的原因上并未达成一致。
一系列研究表明，气候研究者的共识程度非常高。这些行业仍然竭力动摇这一信念。他们以“俄勒冈全球变暖请愿项目”为例，试图让人们相信专家们的观点并不一致。这个项目早已被揭穿是虚假的。尽管如此，这种虚假信息仍然产生了影响。研究表明，只有少数人知道专家对气候变化的共识程度超过90%。这种类型的虚假信息可以迅速动摇人们之前关于气候变化的所有知识。
类似的方法还包括所谓的“错误对等”，这种方法把气候研究者和怀疑论者拉到一起“辩论”，给人一种问题有争议的印象。这种策略并非偶然出现，它与那些与煤炭和石油业关系密切的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随着安德鲁·惠勒接替前任，特朗普的言论愈发引人关注。他以一种震撼人心的方式，提出了令人动摇的观点。特朗普宣称气候变化是中国的骗局，这一言论让人瞠目结舌。如果世界上绝大多数气候研究者都对此达成共识，那么中国究竟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呢？是收买还是恐吓？他们能让这么多研究者多年收集错误数据，撰写误导性的论文，并通过专家同行评审，这是如何做到的？这些论文发表在知名期刊上，几十年来一直发表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特朗普的言论背后是否隐藏着大规模的阴谋论？
阴谋论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从心理学和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从心理学角度看，阴谋论体现了邪教思维的特点。你属于被选中的一小群人，发现了真相和生命的奥秘。只有这一小群人才能揭开真理的面纱，其他人则只能停留在黑暗中。这种对比鲜明地展现了阴谋论的叙事方式。
阴谋论往往在重大事件发生后涌现，特别是像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遇刺和纽约“9·11”事件这样的悲剧。这些事件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计划？这种叙事至少能赋予悲剧事件一些意义。例如，帕尔梅遇刺事件，我们很难不去想背后是否有更大的阴谋，是否是国际阴谋或与瑞典的黑警有关。同样，“9·11”事件也引发了无数的阴谋论说法。为什么客机能撞击大楼，为什么当时没有军机拦截？这些情况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阴谋论者对待证据的方式非常有趣。他们通常会强调某个细节没有得到恰当的解释，并以此作为支持阴谋论的证据。例如，有人称1969年的登月为骗局，理由是照片上的国旗在飘扬，而月球上没有风。阴谋论者却没有用通常的框架来解释这种现象，而是用这个小细节来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并忽视了其他大量证据。
阴谋论具有一种动摇人心的特质。对于反对阴谋论的证据，只需要声称它背后有更大的阴谋，就可以将其排除。许多阴谋论本身就是抗拒证伪的。如果你找到了反对阴谋论的决定性证据，那只要说这个证据是阴谋本身的一部分，就能马上动摇它。这无疑会让阴谋论者的看法更加顽固。
在互联网上，阴谋论的传播更为广泛。凯特·斯塔伯德教授，一位研究计算机科学、媒体与社会科学的专家（同时也是前职业篮球运动员），深入考察了阴谋论如何在灾难之后出现。她揭示了阴谋论如何借助网络平台迅速传播，并影响人们的思想和信念。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研究的现象。介绍社交媒体背后的阴谋论：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到瑞典媒体不信任现象
在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每逢重大灾难发生，网络总会出现各种猜测和阴谋论。你是否想过，这些看似独立的消息源头背后，其实隐藏着怎样的政治目的？让我们回溯至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之后的日子，那时社交媒体上出现了美国军方应负责此事的传闻。在另一起学校枪击事件后，类似的风声鹤唳又起，暗示这是出于某种政治策划的袭击。这些传闻背后的推手究竟是谁？又有着怎样的动机？
一位名叫斯塔博德的专家决定深入探究这一趋势。他花费了十个月的时间去核实大规模枪击事件后宣扬的各种说法的推特内容。他的研究发现，这些阴谋论最初都源自另类媒体如“信息战”网站等，并通过机器人账户进行传播。这些推特经常使用如“伪旗”等词汇来暗示官方描述的虚假性。例如，奥兰多枪击事件也被阴谋论者提出可能是伪旗行动，暗示枪击者与联邦调查局有所关联。
斯塔博德指出，我们可能以为所看到的众多消息来源彼此独立，但实际上它们的源头数量有限，并服务于共同的政治目的。他进一步发现了81个故意传播阴谋论的网站，这些网站构成了一个个回声室，共享相同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这些网站的共同反对点是全球化，包括反对主流媒体、移民、科学、和欧盟等议题。斯塔博德强调，这些络正是为了利用我们的认知弱点而设立的陷阱。当我们从多个看似独立的来源接收到相同的信息时，我们很容易被误导而相信其真实性。
那么是否存在正确的阴谋论呢？这取决于我们对“阴谋论”的定义。确实存在政治阴谋等真实事件，但异想天开的阴谋论与真实事件之间可能存在程度上的差异。纯粹阴谋论的特征在于其对证据的极端态度：它们基于极少的证据建立理论，并认为这部分证据远远超过了其他证据的分量。他们预设所有反对证据都是阴谋的一部分，无法验证自己的理论。这与邪教思维有着相似之处。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种常见的阴谋论是世界被一群权力巨大的精英所控制，他们欺骗了普通人。例如，有关光照会控制西方的说法便是其中之一。这种阴谋论与人们对“精英”的不信任感密切相关。特朗普的支持者喜欢他的直接表达，暗示精英阶层误导大众，掩盖重要社会议题的真实情况。这种背景下的阴谋论给人一种权力阶层在阻碍自己的感觉，迎合了部分人的心理需求。
近期的调查表明，许多瑞典人对媒体持怀疑态度，特别是支持瑞典的群体。瑞典领袖吉米·奥克松曾表示所有媒体都有其目的性，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另类媒体。他的言论实际上构建了一种关于严肃新闻业的阴谋论。更广泛的不信任问题也在瑞典社会显现，大量人群认为政治人物不透露真实动机，认为大事发生时公众并不知情，甚至认为国家机构在监视公民。在瑞典的支持者中，这种不信任的情绪更为显著。
面对这样的社交媒体现象和政治信任危机，我们需要保持警惕并理性思考，不被虚假信息所迷惑。真相往往隐藏在层层迷雾之中，需要我们用理性和勇气去探寻真相背后的真相。当被问及世界是否被秘密社团控制时，瑞典支持者中相信此说法的比例最高。在投票的壮年人群中，有17%的瑞典支持者表示认同这一观点，相较之下，在接受调查的所有壮年人中，这一比例仅为7%。
吉米·奥克松指出，媒体并非无目的之行为，而是怀有政治目的。他提到媒体可能有意掩盖关于瑞典移民的真相，这种现象与所谓的敌意媒体效应相互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媒体研究者就开始关注这种认知扭曲，即人们倾向于将媒体内容解读为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新闻和政治传播学教授耶斯佩尔·斯特伦贝克将这种认知扭曲描述为一种解读倾向，即认为媒体内容多是对己不利而对敌方有利。当人们在某问题上投入越多，这种敌意媒体效应就越显著。民粹主义政客充分利用这种氛围，营造对媒体的不信任感。
关于瑞典媒体是否故意掩盖了关于移民和犯罪率等“尴尬”真相，以及是否实现了“结果中立”的问题，经常引发讨论。有些新闻工作者认为确实存在这种问题，但也有人持质疑态度，认为媒体并没有刻意隐瞒什么。政治科学教授彼得·埃萨亚松强调，问题不仅在于媒体的行为，也在于公开辩论的形式。他提出一个假说，即信息往往是从媒体向大众单向流通的，并认为瑞典的移民政策一直是精英的计划，并未得到大众的支持。
目前尚未有充足的研究来评判新闻报道在多大程度上是结果中立的。对此，彼得·埃萨亚松认为“媒体信息的传播是单向的”这一假说更易通过经验证明，应该对其进行验证。针对瑞典主要报社和通讯社自1995年以来的文章研究后发现，每年有大量文章关注移民问题，主要聚焦移民带来的挑战。
有些宣传鼓动背后的意图，是为了让公民放弃独立思考，盲目地只追随领袖的信念。语言哲学家曾经深入探索过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们，每一句话背后都隐藏着多种不同的言语行为目的。就像当我告诉你“冰箱里还有啤酒”，我不仅仅是传递一个事实，还有可能是希望你相信这个事实，从而分享这个知识或者让你停止购买新的啤酒。这种超越语句本身的目的，哲学家称之为“言外之意”。
汉娜·阿伦特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在她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深入探讨了极权领袖为何总在说谎。她指出，领袖要求下属重复并相信谎言，其实是对下属运用权力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下属被要求放弃诚实，向领袖表示忠诚，这就像被绑在一起一样。例如，肖恩·斯派塞和凯莉安·康威被迫每天为特朗普的虚假陈述辩护，他们与特朗普紧密相连，显得无能为力。
阿伦特认为，在专权国家中，谎言的作用不仅仅是让人们相信错误的观点，而是动摇公民对真理和理性的信念。长期的谎言会让人们失去判断真相的能力，不再相信自己的感官和理性。这种现象就像戏剧《煤气灯下》所描述的那样，一个男人试图通过改变环境让妻子怀疑自己的理性，最终使她失去对现实的感知。
就像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的言行就如同一种煤气灯式的操控。他自相矛盾，不断说出虚假陈述，甚至扭曲批评自己的话，把自己塑造成攻击的对象。这让新闻界困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他与真相之间的关系。一些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或理解错了。
对于白宫现在这种持续散布没有根据的虚假陈述的行为，最悲观的解读是，这更像是一种策略性的宣传鼓动，旨在让人们失去判断真假的能力，只盲目相信领袖。就像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的信息，明天就否认，即使原来的推特还在那里，大家都看得见。这种行为并非一般的说谎，而是有着更大的目标——让人们怀疑理性和客观真理的存在。
在探讨猿类心智理论的热议中，Berit Brogaard在《心理学今日》杂志上发表观点，引发广泛关注。她坚定地站在猿类心智理论这一立场上，而Hanoch Ben Yami则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提出不同观点，对理论提出了质疑。
参考Paul Bloom的著作《孩子们如何学习词汇的意义》，我们了解到理解他人意图是语言学习的关键所在。这本书为我们揭示了儿童语言学习的奥秘，同时也为理解猿类心智理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哲学界的H. P. Grice也在其著作中对“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而Teresa Marques则对与“公然说谎者”的争议话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在看待谎言的问题上，一些哲学家认为，即使你说的是事实，也有可能被视为谎言。比如，如果我坚信比尔和莫妮卡有外遇，却声称他们并无此事，即便他们真的没有外遇，我的言论依然被视为谎言。我仍倾向于遵循词典中的定义。
关于断言性质的讨论更为深入的是Richard Marshall的文章。他详细探讨了特朗普的言论如何使他成为历史上的断言大师。从克里斯·西里扎（Chris Cillizza）的报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特朗普作为阴谋论候选人的形象，甚至有人质疑他是否已成为阴谋论总统。特朗普的言论常常引发争议和质疑。
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Maggie Haberman和Alan Rappeport详细阐述了特朗普放弃了错误的“出生质疑论”，但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克林顿才是始作俑者。相关的哲学讨论可以在Andreas Stokke的著作中找到，他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谎言、伤害和实用利益》的文章。
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自杰里米·亚当·斯密的客座博客，他在《科学美国人》上分享了关于虚假信息的观点。萨布丽娜·塔弗尼塞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随着虚假信息的传播，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真相视而不见。罗伯特·赖希在Neseek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特朗普如何谎话连篇》的文章，对特朗普的谎言进行了批判。蒂莫西·埃根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后真相时代总统》的文章，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
哈利·法兰克福的《论废话》一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劳伦·格里芬在《对话》杂志上发表文章称，特朗普不是在撒谎，而是在讲废话，并且这种废话更加危险。与此世界卫生组织将拒绝疫苗列为2019年对世界健康的十大威胁之一，麻疹在欧洲的爆发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托马斯·尼科尔斯在《死亡的专业知识》一书中探讨了美国为何失去了对专业知识的信仰，他的另一篇文章在《外交事务》上也有所提及。大卫·邓宁等人的研究表明，人们为何未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乔治娜·肯扬在BBC Future上的一篇名为《愚昧的传播》的文章中探讨了这个问题。
关于克拉克和查默斯的观点，笔者在自己的论文中有所批评。对于“过滤气泡”这一概念，人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是否存在过滤气泡仍有争议。例如，可以选择的媒体比以前更加多样化（例如Rob Price在Business Insider上的一篇报道）。很明显的是，我们消费的新闻是经过个性化处理的，不同的人可能接触到截然不同的新闻来源。自社交媒体兴起以来，关于虚假信息的讨论日益激烈。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因其庞大的用户群体和巨大的信息流通量，逐渐成为虚假和误导性信息滋生的温床。以下是针对此现象的探讨及深度分析：
1. 自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脸书一直在尝试修正虚假新闻的问题。它们开始与核查网上内容真实性的网站合作，试图传播如何分辨真假新闻的知识。对于脸书能否自我约束，人们持怀疑态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通过法律手段来规范社交媒体平台。
[44] Don Fallis和Kay Mathiesen在“假NES是仿冒NES”一文中深刻探讨了假与真的界限问题，这篇文章于2019年11月06日在线发表。
[45] John W. Burgard的“吸烟与健康提案”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的重要历史视角。对此话题的深入探讨，可参阅Naomi Oreskes和Erik M. Conay的《怀疑论者：一小撮科学家如何掩盖从烟雾到全球变暖的问题真相》。这本书由Bloomsbury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
[46] George Monbiot在《卫报》上发表的文章“被Donald Trump吓到？你还没见识到一半呢”，于2016年11月30日引发广泛讨论。
[47] 相关主题的另一本有趣书籍是Jane Mayer的《暗钱：推动激进右翼崛起的亿万富翁背后的隐秘历史》。这本书由Doubleday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
[48] 这里有个转折。如果某人相信科学家的阴谋论，那么科学家们的共识反而会使这个人更加怀疑他们的话。关于当前入门信念模型研究的最新概述，可以在“共识信息的共识”博客中找到，该博客于2019年8月7日发布。
[49] John Cook在《对科学否认的怀疑性回应》一文中深入探讨了科学信仰的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怀疑论者调查》第40卷第4期上。
[50] Kevin Grandia指出，“全球变暖的3万份请愿书容易被揭穿”，这是一场宣传战的一部分。这篇文章发表于《赫芬顿邮报》，日期是2009年8月22日。
‘VoF-unders?kningen 201’，来自Sedish Skeptics’ Association的见解。参考van der Linden等人的研究，“接种公众对抗气候变化误导信息的策略”，全球挑战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指出，DOI: 10.10002/gch2.201600008。Elizabeth Kolbert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科学家为何害怕特朗普：一本袖珍指南”（2016年12月8日）为我们揭示了某些背后的原因。Helén L??在Dagens Nyheter（瑞典日报）发表的文章“虚拟部门的繁荣：过度夸张的真相”（2015年9月29日）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回想起Time杂志在2008年关于阴谋论的专题报道，以及David Robert Grimes在PLoS ONE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阴谋论信仰的可行性”（2016年），都展现了公众对这一现象的深度疑虑。Kate Starbird针对另类媒体生态系统的分析被详尽地记录下来，例如她通过对大规模枪击事件在推特上的另类叙述的生产的研究，她的工作受到了人工智能进步协会的关注。丹尼·韦斯特尼特（Danny Westneat）在《西雅图时报》上对斯塔博德（Starbird）的采访也进一步揭示了信息战的真实性和我们可能正在失去它的现状（2017年3月29日）。与此汉斯·奥尔森（Hans Olsson）在Dagens Nyheter发表的文章“各党派对安全的共识”（瑞典日报，日期为 2017年4月1日）强调了公众对安全的普遍关注。丹尼尔·波尔（Daniel Poohl）和乌尔里克·西蒙森（Ulrik Simonsson）在Dagens Nyheter Debatt上发表的文章进一步揭示了公众对的深层次不信任（日期为 2015年12月7日）。媒体教授乔治·塞德尔斯科格对“今日新闻”节目的尖锐批评也揭示了媒体的问题（日期为 2017年6月）。而爱丽丝·特奥多雷斯库（Alice Teodorescu）在哥德堡邮报上发表的文章“没有自我审查就没有发展”（日期为 2017年6月9日）则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第一章提到的“知识的不正义”现象也在我们的讨论中占据一席之地。知识的不正义通过制造不确定性动摇人们的知识。我们也有传递知识的场合，比如在课堂或进行科学研究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确保知识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以维护人们对知识的信任。贾森·斯坦利在其著作《宣传如何运作》（Ho Propaganda Works，2015）中深入探讨了知识的不正义和宣传鼓动。在他的研究中，特朗普的言论行为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讨论点。在贾森的作品中，特朗普的言论行为被赋予了更深的含义，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Lauren Duca在Teen Vogue上的一篇名为“特朗普正在对美国进行精神操控”（Donald Trump is Gaslighting America）的文章，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这篇文章探讨了特朗普如何通过言论和行为来影响公众的观念。同样，Susan Dominus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的一篇题为“特朗普的反精神操控”（The Reverse-Gaslighting of Donald Trump）的文章也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特朗普的言论真实性，TIME杂志的一次采访为人们提供了深入了解的机会。与此近期的研究也在尝试解析为什么人们能够接纳特朗普层出不穷的谎言。Rene Chun在洛杉矶杂志的一篇报道中提到：“科学家们正试图弄清楚为什么人们对特朗普的无尽谎言持接受态度。”
Jason Stanley在The Stone上发表的一篇名为“超越谎言：特朗普的权威现实”（Beyond Lying: Donald Trump’s Authoritarian Reality）的文章对特朗普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此迈克尔·M·格里鲍姆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记录了特朗普如何称新闻媒体为“美国人民的敌人”。这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媒体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思考。
斯奈德在其著作《论暴政：二十世纪的二十个教训》中的第十个教训强调了“相信真理”的重要性。斯奈德在Dagens Nyheter的一篇报道中也提到了暴政的警钟。与此汉娜·阿伦特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名为“真理与政治”（Truth and Politics）的文章也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Gal Beckerma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苏联如何终结了70年的虚假新闻”（Ho Soviet Dissidents Ended 70 Years of Fake Nes）的文章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真相与谎言的深入思考。
这些文章和报道都在探讨一个共同的主题：在信息充斥的时代，我们如何分辨真相与谎言，以及这对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产生的影响。这些文章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观点和数据，也引发了我们对现代社会中真相与谎言的深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