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油事件，公民团事件
一、同事阿R君与民生团事件
阿R君作为我的知己和同事，总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近日，民生信托发生的事件，让我想起了阿R君的尽责精神。阿R君虽不是信托管理人，但他的尽责精神却与民生信托的核心价值如出一辙。
阿R君的个性鲜明，认理不认人，得理不饶人。他的人生哲学与民生信托在处理事件时的严谨态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想象一下，如果阿R君面对的是民生信托的这次事件，他肯定会坚持其原则，深入调查，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到位。
近日，民生信托发生了一起涉及假黄金的兑付事件。作为信托管理人，面对如此大的事件，必须承担责任，尽职履责。显然，民生信托在此事件中存在着巨大的瑕疵。抵押物黄金被调换，这是信托管理人的重大失误。面对这样的情况，民生信托选择了刚性兑付。
与之前东莞信托与金凰珠宝之间的纠纷相似，民生信托也选择了及时赔付。他们深知，与其等到未来与投资人法庭对峙可能败诉并支付更多的利息成本，不如现在痛快赔付。这不仅降低了处罚成本，也避免了引发更大的信任危机。
阿R君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有点抠，但在扶危济困上却从不吝啬。他资助贫困学生，捐款支援灾区，他的大义之举让人敬佩。如果阿R君来管理民生信托，他肯定会以他的尽责精神和慷慨之心，为投资人把好关，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到位。
二、团的历史演变
回顾团的历史，让人感慨万千。1920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这是我国青年运动的先驱。在中国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青年团不断发展壮大。1922年5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统一的组织。这是我国青年团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主义青年团不断壮大，并经历了多次变革。1925年1月，在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标志着我国青年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阿R君的精神与团的历史事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尽职尽责、慷慨大义的精神，与团的历史事件中的英勇奋斗、不断进取的精神相契合。无论是民生信托事件还是团的历史事件，都让我们看到了责任、担当和进步的重要性。在动荡的1935年，为了团结所有抗日青年并抵制日本的侵略，中国决定将共青团改造为具有民族解放性质的抗日救国的青年团体。经过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随后，为了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党中央在关键的1946年提议建立民主青年团。紧接着，在1949年的元旦，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诞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这一重要的青年团体在同年4月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正式宣告。而在1957年，该团体的名称被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使得团的组织遭受破坏，工作一度停滞。但在1978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新振作，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步入正轨。直至2013年，该团体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秦宜智为书记处第一书记，以及其他书记处成员。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学习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校，也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全国代表大会是其最高领导机关。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团员数亿，基层组织数百万个。
另一方面，我们转向“三冷水团事件”。在大洋的底层，水团的运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其中，南极底层水团的形成主要是在威德尔海，它进入绕极流后，会向北运动，影响各大洋的底层。而在北极海区形成的北极底层水团则相对局限。
最后是关于“四公民团事件”的讲述。在护国战争结束后，社会舆论普遍反思造成袁世凯复辟的原因，认为过于激烈的政党争斗是主要原因之一。当时的社会大众普遍厌倦党争，各党领袖也开始登报宣告脱党。汤化龙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多次公开发表“不党宣言”，主张暂时避免党派之间的恶性竞争。国会复会后的现实证明，这种愿望只是美好的。两党之间的角力一直存在，排挤与诋毁也从未停止。
无论是为了团结抗日、适应新形势、还是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都在不断地适应和进步。而水团运动、政党争斗等事件也在不断地塑造和影响历史进程。在国会于8月1日恢复的背景下，众议院于8月14日召开了首次会议。其中，湖南籍议员郭人漳和李执中相继提出关于查办胡瑞霖和汤芗铭在湖南的贪赃枉法和祸湘案件的议题。这些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打击当时的政治对手汤化龙。经过深入调查，事实真相显示湘省库款的损失是由于桂军进入长沙时的行为，与汤、胡二人无关。
孙洪伊在国会复会后，将重心放在了宪法的制定工作上。他与原进步党及的国会议员一起，以研究宪法为名重新聚集。此时的进步党分为三个派系，其中孙洪伊派与汤化龙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在护国运动期间，双方矛盾激化，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孙洪伊对汤化龙的批评严厉而尖锐，认为汤只是一个“庸陋书生，纸上谈兵”。而汤化龙则对孙洪伊的夸夸其谈表示不满。尽管双方在某些议题上有交集，但在政治上却成为了直接的对手。最终，他们分别成立了不同的宪法研究组织。
随着袁世凯的逝世，国内政局进入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统治阶段。段祺瑞掌握实权后，得到了包括汤化龙在内的大多数政治势力的支持。汤化龙在接受采访时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包括中心势力论、新旧势力调和论以及保育政策论。他认为，为了维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必须支持国家的中心势力。他也主张新旧势力的调和和改进，避免冲突和纷争。他还提出了保育政策论，强调在当前的国情下，应当实行整齐严肃之治，而不是放任自由。
段祺瑞作为当时的政治领袖，虽然受到一些争议和批评，但他的政治立场得到了汤化龙等势力的坚定支持。汤化龙的政治思想不仅关注国家中心势力的培养，也注重新旧势力的平衡和调和。他认为，中国的现状需要一种平衡的政治力量来维持稳定和发展。他在对待段祺瑞的问题上持支持态度，这既是他政治思想的体现，也符合他的实际政治利益。汤化龙深入阐述了他在立宪思想普及之前的政治观点，主张实施一种保育政策，即通过官方的力量来引导和保护民间的自治力量。这种策略虽看似渐进，却蕴含深远。他的这一理念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亦认同当时中国民众智识水平尚未达到理想状态，认为这是袁世凯得以实行专制、复辟帝制的核心原因。但孙中山提出，为了维护民主共和，必须让民众参与政治，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则是推行地方自治，逐步培育直接民权。双方都对民众缺乏民权意识有共识，但在解决方案上存在明显分歧：汤化龙主张从上层引导，以官治辅助自治；孙中山则主张自下而上推动，通过自治来培育民权。
基于这些理念，汤化龙强调当前的新势力不应以夺取政权为目标，而应扶持和引导政治中心势力，使国家步入正轨。他明确表示，此时谁能够掌握政权，并将政治纳入正轨，他们便会全力支持。言下之意，当时能够掌握政权的就是段祺瑞。这意味着汤化龙呼吁人和进步党人一同支持段祺瑞内阁，希望通过保育政策来培育民权，最终实现宪政。
历史证明，汤化龙的愿望并未实现。他虽全力支持段祺瑞，但段祺瑞并未能将政治纳入正轨。人试图借助法律力量与段斗争，但段祺瑞却运用超法外的力量来压制异议。汤化龙的努力最终只是一厢情愿。更为可悲的是，他的政治声誉也由此受损。
汤化龙对段祺瑞的支持表现在多个方面。他努力在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斡旋，使段的主张得以实施。在国会内部，他抵制针对内阁的质疑和弹劾，使段祺瑞的内阁得以维持。随着段祺瑞与黎元洪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汤化龙的努力逐渐失效。他与黎元洪的关系也受到影响，失去了黎的信任。尽管如此，汤化龙仍尽力调停双方的矛盾。在国会复会后，汤化龙也参与了关于段祺瑞国务总理任命案的调停工作。但府院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随之而来的新冲突将汤化龙也卷入其中。
孙洪伊与汤化龙的分道扬镳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孙洪伊与黎元洪接近，采取拥黎、抬冯、倒段的策略，而汤化龙则主张拥段、和黎、抬冯。在处理内务部裁撤部员案的过程中，黎元洪袒护孙洪伊的做法引起了汤化龙的不满。汤化龙在这一问题上持批评态度，表明了他对段祺瑞的支持立场。这一立场使他遭到了反对派的攻击。
汤化龙的保育政策理念及其在政治实践中的努力为我们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格局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尽管他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但他的思想和行动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黎元洪时期，孙洪伊与段祺瑞之间的冲突引发了内阁危机。黎元洪曾希望请徐世昌出山组阁以化解危机，但遭到了汤化龙、梁启超和研究系议员的反对。他们为保卫段祺瑞的总理位置，散播不利于徐世昌组阁的舆论。经过协商，孙洪伊最终免职，徐树铮辞职，段祺瑞获得了实际的胜利。
在此期间，汤化龙在国会中极力支持段祺瑞内阁。段祺瑞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与北洋地方军阀勾结，攻击阁员及国会。面对张勋等人的不法行动和段祺瑞的纵容包庇，商榷系议员在国会中提出了质问、查办乃至弹劾议案。汤化龙虽试图阻止和化解这些行动，但商榷系议员的决心并未被打消。随着段祺瑞在徐州会议中受到议员的五次质问并无法答复，以及国会先后否决了两次外交总长提名，段祺瑞最终选择以辞职为要挟。
汤化龙及其领导的宪法研究会等政团极力维持段内阁的稳定。他们多次秘密开会，向黎元洪表示要共同维持段祺瑞内阁。在国会内部，反段派与维段派议员的严重对立，加上制宪过程中的种种冲突，使得研究系议员对国会前景感到悲观。
在对德外交问题上，汤化龙主张对德绝交、宣战，并在段祺瑞与黎元洪之间进行调和。随着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争，段祺瑞内阁在美国劝告下决定向德国提出抗议。次日的国会会议上，段祺瑞偕全体阁员报告了对德抗议的理由，获得了两院的一致赞成。
在整个事件中，汤化龙及其领导的议员们的行动和态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不仅竭力维护了段祺瑞的内阁稳定，还在外交问题上表现出了坚定的立场和策略。国会内部的严重对立和制宪过程中的冲突预示着未来的挑战仍未消散。段祺瑞内阁在对德抗议之后，汤化龙积极表示支持，并通过《晨钟报》发表对德外交主张。他的观点鲜明且深入剖析，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和民众的情绪。
一、汤化龙坚决支持内阁对德抗议，并主张应进一步断绝与德国的关系，甚至宣战。他认为这是正义之举，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结果。
二、他强调内阁需制定长远的对内对外政策，既要审视自身实力，又要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谋求国家的最大利益。对外，要提升国家地位；对内，则要整顿政治，提高国民的凝聚力。
三、汤化龙认为政治团体应承担起指导国民的责任。他们需要引导国民形成一致的意见，给予支持，并灌输世界常识，使国民从重大事件中吸取教训，增长经验。
四、他呼吁国会各派应共同支持内阁的外交政策。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应停止无意义的政争，团结一致对外。
对德抗议后，关于进一步的行动成为各派的争论焦点。研究系与段祺瑞的主张一致，而商榷系内部对此则存在分歧。各派都在试图影响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决策。梁启超、汤化龙等对黎元洪施加影响，而马君武、唐宝愕等反战派则向大总统和总理陈述利害。
曹亚伯向黎元洪提出警告，称内阁成员及其他派别主张加入协约国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使黎元洪对参战主张产生疑虑，再加上美国态度的转变，他对于段祺瑞的绝交和参战要求多以征求国会同意和舆论反对为借口予以阻挠。
段祺瑞则加大了对国会各政团的说服力度。3月4日，因黎元洪不肯在国务院准备的文件上盖印，段祺瑞愤而辞职赴津。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和疏通，段祺瑞成功说服了大部分国会议员。3月10日，参众两院以绝对多数通过对德绝交案。
随后，段祺瑞继续推动宣战案，于4月10日召集军事会议。他的目的不仅是取得督军对宣战案的支持，还借此来影响黎元洪和反战派占多数的国会。军事会议后，段祺瑞利用压力迫使黎元洪同意将宣战案提交国会讨论。在整个过程中，汤化龙作为研究系的重要人物，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阐述其制宪主张和对宣战的态度。他强调国家体面、国家地位以及国家生存的重要性，呼吁国会通过宣战案。他也深入各督军和议员中进行疏通和说服工作。
汤化龙和段祺瑞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以其深入的分析和坚定的立场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他们通过不懈努力和策略性的行动，成功推动了国会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和宣战案，为国家在关键时刻做出了重要的决策贡献。在五月八日那天，众议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宣战案的走向。段祺瑞也参与了这次会议，最终决定将宣战案提交全院委员会审查。与此梁启超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外交方针质言》，相关内容被印成小册子在众议院门前广泛散发。当时各政团的态度各异，宪法研究会和大同俱乐部明确支持宣战案，而益友社和丙辰俱乐部则持反对意见。政学会在九日的会议上也决定反对宣战案。面对这样的局面，段祺瑞选择效仿袁世凯在1913年的做法，组织所谓的“公民团”，围攻议院和议员。
“公民团事件”加剧了内阁与反段派之间的矛盾。事件发生后，原本持中立态度的议员也纷纷表示不满，一些原本支持宣战案的议员也开始转而反对。内阁方面，只剩下段祺瑞和范源廉两人，国务会议已经无法召开。尽管段祺瑞在徐树铮等人的坚持下决定继续抗争，但数日来的努力只是让众议院再次讨论宣战案，而督军团则继续宴请议员以疏通意见。
五月十九日，众议院决定在内阁改组前暂缓讨论参战案。同一天，督军团以宪法不善为由，声称国会已失去人民代表的资格。接下来的几天，段祺瑞试图改组内阁，但黎元洪在亲信的包围下免去了他的职务。段祺瑞随后声称命令违法，并赴天津策划反黎行动。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中。
对于汤化龙来说，这一事件使他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他曾努力向议员们疏通宣战案，但在段祺瑞采取如此激烈行动后，一切努力似乎都白费了。作为国会议长，他对此感到难堪，也无法面对议员们的失望。段祺瑞到院后，他与范源廉、傅良佐在休息室内等待驱散“公民团”，期间无言以对，长时间沉默；议员们因他们的“无严肃表态”而深感不满。黎元洪对汤化龙产生了戒备之心，拒绝见他。汤化龙在双方之间的调停努力均告失败。
另一方面，范源濂正在关注制宪冲突。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了国会的制宪责任。在国会复会期间，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了宪法草案的制定工作。商榷系和研究系都在寻求在宪法中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在省制加入宪法的问题上，两派争议最大、冲突最激烈。汤化龙领导的研究系在这场论战中做了长篇发言。
自清末以来，地方权力逐渐上升，民国成立时各省自治的现象相当普遍。进步党一派倡导国家主义，建设强善，对此问题非常重视。王宠惠氏曾拟定的民国宪法草案中尝试设立行省一章，但这一主张显然不符合法理和国情。基于这样的背景，熊梁内阁提出了取消行省、改为道县两级制的设想。
1916年国会重新开始制宪工作后，商榷系议员提出了“省制入宪”的问题。他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将省长民选列入宪法来维护南方实力派的地位，使得到生存和发展。在宪法审议会第一次讨论这一问题时，商榷系议员表现出强烈的立场主张省制加入宪法。这一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冲突，反映了各方在制宪过程中的不同诉求和利益考量。
这一时期的事件和冲突展示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也反映了各方对于国家未来的不同期待和担忧。在会议召开之初，蒋羲明、焦易堂、吕复等人率先登台，明确表达他们的主张。紧接着，关于省制入宪的争论进入高潮，反对与赞成双方轮流发言。其中，汤化龙的反对声音尤为强烈，他声情并茂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汤化龙认为，省制问题刚刚出现，许多根本问题还在研究阶段，宪法的神圣性不可侵犯，因此目前不宜匆忙加入省制。他主张，当省制问题成熟后，可以修订宪法再将其加入，或者将其作为宪法的附属法。他的这一观点批判了主张加入派的观点，认为单纯追求地方分权、维护共和国体并不足以成为加入宪法的充分理由。
汤化龙的发言中透露出了他制定宪法时的原则：法律应尊重事实，与其渐进改良的政治思想相一致。他在9月10日与张耀曾等人的谈话中进一步表明，他深信政治的力量大于法律的力量，法律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才能实施。在国会中，他们试图以法律为武器与段祺瑞和北洋军阀相抗衡，不断提出质问和弹劾。在制宪过程中，他们努力尝试以立法形式扩大地方权力，要求将省长民选定入宪法。
在10月20日的正面交锋中，汤化龙面对赞成加入的强势对手，他以其独到的见解和生动的议论赢得了听众的尊重。随着讨论的深入，双方在表决程序上产生争执，秩序逐渐失控。商榷系议员坚决主张省制必须加入宪法，否则宁愿宪法议失败。
审议会在多次讨论和投票中，始终未能就省制问题达成一致。12月的一次表决中，尽管赞成票数接近通过的标准，但由于一些细节问题，最终未能通过。商榷系议员对投票结果提出质疑，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斗殴案。
在这场混乱中，主张地方制度加入宪法的商榷系议员韩玉辰后来表示，从法律角度看，审议长陈国祥与汤化龙的宣告是合法的。这场斗殴是由益友社议员挑起的，引发全国范围内的舆论关注。
至此，地方制度入宪问题在会场已经无法协商解决。为了寻求解决方案，多个政团共同协商，最终拟定了一份地方制度草案，并得到研究会和益友社的同意后提交宪法审议会表决。这一草案经过各政团的反复协商和深入研究，确保了其全面性和可行性。
研究会在回函中，除了对细节进行修改外，还表示对于地方制度加入宪法的议题持开放态度。尽管这与他们原有主张相悖，但他们出于早日实现宪法并尊重各团体的和谐意愿，决定在这次讨论中给予支持。他们明确表示，如果草案中再有与他们主张根本不符的内容，他们将坚持己见，主张地方制度不应纳入宪法，对此必须事先声明。根据这一草案，原本持赞成和反对立场的双方都有所妥协：研究会放弃了不加入宪法的立场，而益友社则撤回了省长民选的要求，草案规定省长由大总统任命。
1月10日，宪法审议会以显著多数通过地方制度的16条草案，一读审议会也在当天圆满结束。地方制度这一宪法草案中的议题涉及广泛，如省与中央的权限、省内部立法行政的关系等。尽管赞成和反对两方的阵营分明，但每一方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使得达成共识变得困难。地方制度入宪的风波因双方的共同让步而暂时告一段落。
在二读会期间，双方围绕这一问题再次展开争论，这成为研究系与国会决裂的重要原因。研究系由于议会人数较少，在议会中处于劣势，制宪过程亦是如此。基于“政治之力大于法律之力”的原则，研究系反对在未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将地方制度写入宪法，但在压力下不得不做出妥协。
除了地方制度问题外，研究系在其他重大问题上也无法贯彻本派的主张。例如，在国会采取两院制还是一院制的问题上，尽管宪法草案原文规定采取两院制，但经过各政团协商和审议会表决，最终仍采用两院制。在是否定孔教为国教的问题上，虽然多数宪法研究会成员赞成将孔教定为国教，但经过多次讨论和协商，最终将其否决。值得注意的是，汤化龙在这一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他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在地方制度入宪问题上，各政团在口头协定后仍有争议。一二读时，汤漪和丁佛言提出了与16条草案内容大不相同的修正案。尽管他们无党派背景，但其行为引发了宪法研究会的强烈反应。
5月21日，宪法研究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宪法的声明书。他们认为包括地方制度在内的六个问题是“足以召国家之永乱”的重大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研究系对权力平衡的追求以及对国会权限的限制。他们强调国会的权限不应过大以免“侵越”、“束缚”行政权；同时限制总统对国务总理的罢免权以维持内阁的稳定。这些意见与研究系一贯的“建设强善”的政治主张相符。对于地方制度问题，他们明确表示反对仓促决定并将其写入宪法以免形成不良制度。他们主张待国家部分的宪法宣布后再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并退回到原来的立场。随着督军团公开主张解散国会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决定与国会决裂不再参与制宪活动并宣称如果宪法无法贯彻其主张他们将不会对此负责随后汤化龙等人公开宣布准备辞职的消息传遍四方。汤化龙在多次发言中表达了对制宪工作的深深失望。他痛心疾首地表示，他们一年来苦心奋斗，但大部分宪法却未能容纳他们的主张。他强调，如果他们再三让步的意见仍不被接纳，那么这部宪法将成为国家动乱的根源，他们无法对其负责。作为少数派，汤化龙和他所领导的研究系制宪主张已经失败，他们决定与国会决裂，寻求其他途径进行改造。
前一天，黎元洪解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汤化龙借此机会指出，宪法研究会的制宪主张是为了国家的长久考虑，而非为了支持当前的内阁。无论谁组阁，他们都会坚持同样的制宪主张。他批评反对者将研究会视为或党的工具，批评他们的宪法主张是为了拥护，对此他们遭受了无数的诋毁和诽谤。这次政治变化为他们表明心迹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他坚定地表示，他们的态度光明磊落，眼中只有国家，无论谁组织内阁，他们都不会在意。他们的责任是制定良好的宪法。
国会复会制宪期间一直受到北洋地方实力派的干涉，其中督军团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反对，研究系乐于借助他们对国会内的商榷系议员进行压迫。随着研究系的制宪主张失败，双方开始公开结合。汤化龙作为国会领导人，对于来自外部的制宪压力始终保持着警醒。随着各督军不断致电要求干预宪法会议，他开始与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共同研究如何疏通各国会政团制宪意见，以避免争议不断。
在攻击国会、干涉制宪的声音中，张勋最为肆无忌惮。他组织“省区联合会”发布纲领，公开表示对国会和制宪的干涉态度。他还联合其他军政长官提议将孔教列为国教，并多次通电要求将其写入宪法。对此，研究系深感压力，作为宪法会议的少数派，在会内受到对方压制，于是转而在会外寻求支持。他们对督军的宪法请愿持赞成态度，这客观上为双方接近创造了条件。到了1917年5月，研究系由于宪法主张失败而激愤不已，决定利用督军团改造国会。此时督军团意图解散国会，研究系便以此为理由进行攻击。最终双方公开结合在了一起。
这一系列的政治变动和冲突突显了制宪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各派系之间的争斗、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都使得宪法的制定变得异常艰难。尽管如此，汤化龙及其研究系始终坚持自己的制宪理念，并试图通过与其他势力的合作与斗争来实现其目标。这一过程充满了曲折与艰辛，但也体现了他们对于国家未来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汤化龙与国会的崩裂
随着国会在1916年的复会，汤化龙经历了一场从满怀希望到极度失望的心理历程。在袁世凯逝世后，汤化龙积极主张恢复国会与《临时约法》，并应黎元洪之邀进京进行斡旋。他努力消除段祺瑞对恢复国会的疑虑，表示国会复会后不会与内阁对立。梁启超派范源廉在南京与冯国璋沟通，共同争取国会的复活。
在国会初复之时，汤化龙对国家的未来抱有极大的希望。他邀请、进步党的议员领袖谈话，期望双方放弃成见，共同制定宪法。事与愿违，国会内部很快出现了尖锐的对立。稳健派与进步党接近，双方不至于过分对立，而商榷系逐渐崭露头角。国会内部的党派形势与解散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议员重返国会，加上进步党孙洪伊一派的加入，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汤化龙及其研究系处于少数派地位，其主张在国会内频频受挫。
随着内部矛盾的加剧，国会内部充满了派系之争和意气之争。尤其是宪法审议会斗殴案发生后，这种对立更加明显。与此外部势力开始干涉国会的内部事务。冯国璋等人对国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与汤化龙的意见一致。研究系对国会已经极度失望。在这一背景下，张君劢开始与各省军政长官密谈，探讨未来的对策。社会上流传的消息显示，研究系计划解散国会或推翻段祺瑞内阁。段祺瑞与研究系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愈发明显。
在对德外交问题发生时，督军团粗暴干涉导致商榷系主导的众议院决定改组内阁。国会内部的制宪工作也陷入了僵局。汤化龙在阁会之间的疏通、在府院之间的调停以及在宪法会议中的主张均以失败告终。北京政局急剧变化后，研究系长期在国会中受到压制，制宪主张无法贯彻，认为国会组织不良并主张解散改组。督军团则因国会拒绝通过对德宣战案而要求解散国会。双方基于共同诉求走到了一起。最终，汤化龙和副议长陈国祥提出辞职书，辞去议员职务，表达了对国会现状的失望和无奈。
汤化龙的辞职书并未明确点名批评的对象，其字里行间却隐约透露出对“操切之心理”的隐晦批评。细读其文，除了政学会的成员外，他对引发各省独立的因素，如段祺瑞制造的公民团事件以及黎元洪解除段祺瑞职务的决策，都流露出深深的忧虑。
在众议院会议上，汤化龙并未现身，副议长陈国祥代表他进行了说明。由于反对派的多数派地位，他们未对汤化龙的辞职进行挽留，反而选举政学会领袖吴景濂为新议长，拒绝了陈国祥的辞职。在汤化龙的辞职获得通过后，研究系的秘书长刘道铿随即辞职，其余秘书也相继离职。
汤化龙选择辞职的深层原因是对正在制定的宪法感到极度失望。他主张解散现有国会，重新召集并制定宪法。黎元洪不愿解散国会，这使得汤化龙选择挂冠而去，继续借助督军团的力量来谋求国会的解散。许多研究系的议员也纷纷追随汤化龙辞职。
在提出辞职的同一天，汤化龙南下徐州、蚌埠，与张勋、倪嗣冲等人商讨对策。此后，他在天津与督军团及各方势力周旋。5月31日，独立各省在天津成立了“各省军务总参谋处”，由徐世昌主持实际运作，段祺瑞、梁启超等人担任副参谋。由于各派利益冲突重重，导致内部矛盾不断激化。
随后的张勋复辟和段祺瑞的讨逆行动，让人们看到了北洋派的内斗。熟悉内幕的人认为，段祺瑞既享受了再造共和的荣誉，又除去了眼中钉黎元洪，而汤化龙并非主角。研究系的议员聚集在天津，原本意图组织临时国会，但随后与帝制派发生冲突。
关于此次解散国会、改定宪法的事件，主动方原本为研究系。他们游说各督军，声称如果宪法成功制定，将会带来何种危险。当各督军纷纷举兵支持时，研究系的人士便辞去了议员职务，联袂前往天津，预备成为临时国会议员。帝制派竟然公然推翻国体，研究系的人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的失误。
不同的报纸都提及汤化龙坚守了共和的底线。在6月的一系列动荡中，宪法研究会在6月1日发表通电强调保存共和国体和立宪政体的重要性。《益世报》称汤化龙在徐州与各派会商时并不认同复辟主张，而是主张解散国会、恢复段内阁以平息各督军的不满情绪。《中华新报》则记录了天津总参谋处开会时的冲突与汤化龙的立场。与此同时国会内部也在努力自存各方积极接洽。然而黎元洪在张勋的逼迫下最终解散了国会。
面对国会的解散张勋偕同新任内阁总理李经羲进入北京等一系列事件汤化龙与梁启超等人一方面与段祺瑞接近一方面对李经羲内阁持反对态度。梁启超和熊希龄明确拒绝了邀请而汤化龙则以未来内阁成立后才能共同策划危局为由婉拒了黎元洪的邀请。李经羲拟定阁员名单时曾考虑让汤化龙担任司法总长但汤化龙最终回绝了这一提议表明其决心不再参与内阁事务。同年7月张勋复辟事件发生后汤化龙坚决反对通电全国呼吁讨伐复辟行为并积极参与了段祺瑞的讨逆行动最终促成段祺瑞内阁的建立并出任内务总长负责国家的内务事务。国会问题也成为内阁成立后的焦点之一标志着中国政治格局的新变化以及汤化龙等人对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深刻思考。研究系对于旧国会和正在制定中的宪法深感不满，段祺瑞亦认为国会对其束缚过多。在此情况下，双方共同组阁，自然不愿恢复旧国会。于是，汤化龙和梁启超提出，效仿民国元年的做法，召集临时参议院并改组国会组织法，依新法重新选举国会、制定宪法。
7月18日，汤化龙、梁启超以及宪法研究会的要人决定以冯国璋的名义向西南各省征求意见，是否召集临时参议院。之后，汤化龙正式提出迅速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提议。7月24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再次征集关于召开临时参议院的意见。
研究系反对恢复旧国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旧国会是“不良”的，是政局动荡的根源。所谓“不良”，指的是组织法和议员的不当。他们认为旧国会牵制，导致一事无成。梁启超在信中明确指出，国会的两次解散都是因为组织法的问题，而国会的分子不良则激化了巨变。即使国会恢复，也不能保证能够制定出好的宪法或改变以前的态度。他以国会两次解散期间的表现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研究系也反对依据原来的国会组织法改选议员。他们认为人数过多、权限不明、规则未善，容易导致纷争。旧国会在解散后已经失去权威，从政治稳定的角度出发，也不应轻易恢复。他们找出了其他借口，如国会的威信已失、迁就军阀等，作为不可恢复的理由。
在7月24日国务院发出的通电中，对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进行了批驳，并指出“改组”比“改选”更为耗时。通电发出后，已有13省军政长官表示赞成召集临时参议院，但对其职权存在分歧。到9月29日，冯国璋颁布命令召集临时参议院，明确其职权范围为修正国会组织法。
研究系的主张源于对旧国会的失望，从实际政治运作来看，也是其实现政治主张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消灭旧国会也迎合了段祺瑞的意图。在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对国会的恢复问题有所疑忌，一年间因商榷系议员占多数的国会对其屡有查办、弹劾之举，对德宣战案亦不能通过，已与国会处于极端对立状态。但既然号称共和，国家不能没有国会，段祺瑞也认为必须对国会进行改造。
汤化龙曾与张耀增、谷钟秀、文群、高仲和等人多次会谈。张、谷二人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毁法造法对国家不利，唯有恢复法统才能平息纷争。汤化龙却持反对意见。研究系因拒绝恢复旧国会，不仅遭到反对派的排斥，还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
日本共同社在7月22日报道，汤化龙对约法持有蔑视态度，他企图凭借总长之权，推翻六年来列强承认、全国拥护的中华民国。他在总统继任、内阁成立以及临时参议院的组织等问题上，却不得不参照约法。这种对约法的态度让人质疑他的立场和动机。
在此次段祺瑞内阁中，汤化龙和梁启超作为进步党创党以来的两位重要领袖，分别担任内务和财政总长的职务。司法总长林长民是进步党和研究系的重要骨干，外交总长汪大燮是进步党的名誉理事，与汤、梁紧密合作。教育总长范源廉是梁启超的学生，农商总长张国淦是汤化龙的至友。研究系成员雄心勃勃，认为他们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初步实现。
研究系与北洋系之间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研究系主张赞助“中心势力”，引导其进入“政治轨道”，而北洋系则将国家政权视为私产，不容许研究系分享政权。段祺瑞组织内阁时，徐树铮强烈反对研究系成员的加入。尽管他的密电劝阻未获成功，但这反映出北洋军人和官僚群体对研究系的防范心理。双方在政策和人事上存在重大分歧。
在人事方面，研究系入阁后大力援引同党。如财政部，梁启超上台仅十天左右，就调入了大量进步党员；汤化龙在内务总长位置上也是大量任用亲信，利用职权为同党谋取位置。这引发了党内部分不满和攻击。
在政策方面，双方在处理南北关系和对德宣战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研究系主张对南方采取和平政策，而段祺瑞则主张武力解决。在对德宣战问题上，汤化龙主张派出大量军队和工人参战以增加谈判，而段祺瑞却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借款消灭国内异己。研究系还希望通过修改国会组织法和重新选举在未来的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但在这方面的尝试却遭遇了惨败。
研究系的入阁尝试不仅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还希望能通过选举重新塑造政治格局。他们面临的不仅是与北洋系的政策分歧，还有人事上的冲突和来自徐树铮等人的强烈抵制。尽管他们曾乐观地认为可以掌控临时参议院，但最终结果却出乎预料。汤化龙及其研究系与民国政坛的兴衰
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隆重开幕，议长的选举引起广泛关注。原本被寄予厚望的研究系，虽选举王揖唐担任议长，却逐渐发现自己对选举权的掌控只是一个泡影。安福系的悄然崛起，无声无息地夺走了研究的荣光。
随着段祺瑞因南方战争策略受挫而暂时下野，研究系的核心人物如汤化龙、梁启超等也相继失去职务。此后，研究系与皖系的合作逐渐疏远，直至次年3月段祺瑞重新组阁时，研究系被完全排除在外。国会选举成为安福系主导的一场闹剧，研究系仅获得寥寥无几的席位。
研究系被逐出政坛后，汤化龙深刻反思了其与进步党的政治活动。他决定出国考察，然而命运并未眷顾这位政治探索者。在游历日本和美国后，汤化龙在加拿大的不幸遭遇，终结了他的探索之路。
回到国内政治舞台，中央格局依旧错综复杂。段祺瑞试图掌控中央大权，而黎元洪不甘沦为傀儡。与此商榷系和研究系的对抗愈发激烈。研究系试图在黎、段之间进行调和，但随着对德宣战和制宪主张的冲突，双方矛盾激化。
与袁世期的进步党相比，研究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人事上，汤化龙派和梁启超派结合为研究系，但梁启超的影响力逐渐减弱，汤化龙成为研究系的核心人物。在政策上，研究系依然坚持扶助中心势力的路线，但在国会内部则致力于宪法的制定与完善。
汤化龙的儿子汤佩松在植物学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而汤化龙本人基于本党的政治路线和对袁世期党争的反思，曾向商榷系建议共同助段内阁并尽快完成制宪。但由于军阀的干涉和段祺瑞的野心，汤的主张并未实现。府院冲突、阁会冲突、党派冲突愈演愈烈。
汤化龙对国会制宪的失望使他决定修订国会组织法并重新选举国会。然而这一行动却引发了南北冲突，成为其政治生涯中的污点。他曾是宪政的真诚追求者和国会的坚决维护者，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走上了背离初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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